邹启钧

陈鸣先生在《书屋》二○○○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胡适和余英时在汉奸文人周作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文章写得很气愤，但讲道理，是需要冷静的。为此，我想提供一点情况，与陈先生作些商榷。

周作人任伪职，是不争的事实，抗战胜利后还由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以“汉奸罪”判刑十四年。余英时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香港《明报》（8月号）以此为内容发表了一篇《谈鲁迅与周作人》，文章所谈，被陈鸣先生称为“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说余英时先生文章中的“口说”是“首先”。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已有大量材料涉及此事了。如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团结报》1986年），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山西政协报》1987年）。丛培香、徐广琴《王定南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7年），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新文学史料》1983年），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读书》1990年）等等，这些价值重要的资料皆见于余文之前，怎么能凭自己草下定语呢？

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且消息灵通的许宝骙得知，新民会混混儿缪斌极力钻营其缺。另在伪政权中有王揖唐出于日方一派力量所授属意周作人。那时，王定南和张东荪每半月总在许之弘通观四号家中，汇集情报，研究工作。他们为抵制缪斌，很自然同时也酝酿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