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羽中　陈　斌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潘维指出：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选择以“咨询型法治”为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治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顺利结束了。”^[2]

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当然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反响，但是我们却不能认同潘维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处理，并且发现他的论证和论据都存在若干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完全赞同他提出的政改方案，所以有提出商榷的必要。

一

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民主通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民主制”，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过，最符合democracy的本意；另一种是“间接民主制”，比如西方国家现行的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但是，直接民主也好，间接民主也好，它们都包含着这种多数决定的制度：一国的成年人定期地、公开地投票决定重大事务或选举国家官员；而且，“当人民就政策做最终决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所有的票数应当同等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