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曼丽　安　俭

本文着重论述成吉思汗奖惩机制在其由弱转强、建军兴国、治国安民方面的运行情况和巨大作用，剖析了成吉思汗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的指导思想和特色。文章强调成吉思汗不分门第、忠者重奖、论功重赏、叛者必诛、军法严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和特点，最终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从而使他周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并使原来不讲伦理、盗贼猖獗的混乱社会变得出不闭户，路不拾遗，创造了治国安民的奇迹。

关键词：成吉思汗兴国安民奖惩机制

作者马曼丽，女，1934年生，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俭，1960年生，兰州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01。

成吉思汗不仅是天才的军事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但自古至今他一直是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笔者以为，无论是毁是誉，是褒是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一个带有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烙印的“野蛮人”，竟能从一个走头无路的少年，历尽无比坎坷的人生道路，终于奋斗成一位蜚声中外的人物，并使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古族迅猛崛起，震惊世界。仅凭他这种奇迹般的成功史就对人们有无法抗拒的魔力。显然，这里也确实存在谱写人类胜利史的奥秘。为了搜集人类可以借鉴的精神财富，笔者以为，发掘那蕴藏在成功者非凡业绩中的精思睿智，可能比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的历史功过更为重要。本文论述的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就是他由弱到强、抚民兴国的成功瑰宝之一。笔者期望能透过零星的记载和历史人物的功业挖掘出这类精神财富，启迪今人。

一、成吉思汗奖惩机制的指导思想与特点

1．从成吉思汗采取的大量具体措施中，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奖惩机制的指导思想。其激励机制主要是忠诚者重用，能人、功臣重赏，他主张：“诚言者也，将委以大任乎。”即对忠诚或真心投降归附的人，给以各种物质与精神上的优遇，高官厚禄，世代承袭。其惩罚机制主要是对顽抗之敌彻底消灭，对背叛者和违犯其军纪、法制者一律重罚，虽贵也必诛。

成吉思汗初期处在“白影外无其友，尾外无其缨”的困迫逆境，没有物质奖励的可能，靠的是：一方面以他个人的品德与宣传让人相信他是感神光而生的“特殊种类”，“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另一方面，则允诺一定将掠得的大量牛羊、属民、美女分给他的属下。成吉思汗把敢于直言进谏也看作忠诚的标准。他在即大汗位，并分封九十五千户长时曾说：“孛斡儿出、木华黎你们二人，劝说我做正当的事，直到我做了为止；谏阻我做错的事，直到我不做方止。所以我才能坐到这个大位子里。如今你们的坐次，排在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罚。”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的周围也就不可能有阿谀奉承之辈的立足之地，因此他才能建奇功、立奇业。而对有功者，他不计前嫌，一律重用。如张荣是归降的汉族将领，因造船有功，“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赐名兀速赤。癸未七月，升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又如，曾射伤过成吉思汗的哲别，因其诚实和屡立战功被成吉思汗从十户长一直提拔到千户长。

成吉思汗对不战而降蒙古者和顽抗之敌基本上执行了奖惩区别对待的政策。当然，有时他出于复仇思想而战，使无辜百姓遭受残酷屠杀，应予以批判。但也必须看到，成吉思汗激励和平归降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如他对和平归降的畏兀儿等地区没有屠杀，对其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亦都护，“宠异冠诸国”，使之愿“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有的外国人也承认在和平招降激励政策下，“畏兀儿人、哈刺鲁突厥人、阿里麻里人和其民族的驻地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归附成吉思汗，乃是成吉思汗玩弄外交手段的成果”。和平招降的还包括吉尔吉思、秃马惕等许多地区，实际上，当时占有西域广大地区之西辽，也因其招降政策与宗教政策导致西辽民众纷纷反戈，也可以说属于和平倒戈地区。

招降与歼灭、重赏与重罚并用之原则，在成吉思汗统一时期的活动中，成果尤为明显。成吉思汗除对他的世敌塔塔儿部和蔑儿乞人作重罚对象外，蒙古高原几十个部落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降服而成了蒙古国属民的。在他招降与重用降者的激励机制下，反金起义的兵将也纷纷倒戈。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和平招降政策之成功并不逊于其武功之成功。

2．成吉思汗激励机制的最大特点是其广泛性与群众性，体现了普遍奖励与不论出身门第贵贱一律论功重奖的威力。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群众性支持力量和核心新贵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投靠成吉思汗，舍生忘死地作战，不仅仅是为“天”的代表成吉思汗卖命，同时也因为他们看到成吉思汗更能保证他们的切身利益。他对部下的物质利益充分重视，战后慷慨普遍论功行赏：“将战利品，就全体士兵间，作极公平的分配，凡有需要，向之请求者，均不吝赠予。甚至解衣以赠。有需马者，亦愿下骑以授。”《史集》记述成吉思汗的敌部泰亦赤兀部百姓反映：“泰亦赤兀的异密无端压迫和虐待我们，而这位君主铁木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人穿；下了自己的马把它给人骑。他是能照顾地方，关心军队，把兀鲁思管得好的人。”这类敌部的大部分人，也纷纷归附了铁木真。其激励机制的鲜明特点，尤其表现在对有功的人，不论是奴隶还是一般牧民，他一律给予重奖。因此，他曾多次得到一些奴隶和百姓的帮助，往往使之摆脱了“威胁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些帮助对成吉思汗蒙古国的成败起了重要作用。成吉思汗称汗后没有忘记这些人，并嘱咐自己的后继人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照顾这些有功之臣的后代。成吉思汗在建国后的西征等战争中，虽然掠夺战俘为奴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世袭奴隶制的基础，却由于他不论门第等级的激励机制而动摇了。如世袭奴隶巴牙兀惕部因成吉思汗奖赏该部出身的汪古儿而不再是世袭奴隶；海都以来的世袭奴隶札剌亦惕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成为异密和受敬人的”。——按功从札剌亦惕部中封木华黎为万户，还封了许多千户，无怪乎拉施特称这些世袭奴隶传到成吉思汗已是“最后”一代；王罕克烈部的奴隶董合亦惕部和兀良哈部的“普通奴隶”⑧兀答赤氏族等奴隶部落的许多人，都因投靠成吉思汗而解除了奴隶地位，成了他的那可儿战士，或千户，或答儿罕。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人还成了新贵族，使蒙古社会向封建制迅速过渡。其激励机制的这种特性，动员了许多基层群众为摆脱奴隶地位或取得世袭高官厚禄，冒死为蒙古而战。

二、成吉思汗的奖惩机制造就了其兴国胜敌的精兵

成吉思汗以很少的兵力，征服欧亚两洲之大部，建立了空前宏大的蒙古帝国。其胜利原因何在?中外人士至今仍觉得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用《大统帅成吉思汗之谜》的话说：“成吉思汗是一个伟大统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其故何在呢?还是一个‘谜。”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专设机构，研究成吉思汗兵法。其中日、美、英、俄等国更加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显著。他们为什么这样关心研究成吉思汗兵法呢?《罗马帝国之衰亡史》注解者伯力说：“蒙军布置之精密，战略之优良，为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蒙古远征军之所以成功，并非靠其优势兵力，而是靠其独特之战略。”成吉思汗的兵法与战略战术值得研究，但只强调兵法，

而忽视对其建军治国的政策与思想的研究，则是长期以来成吉思汗研究的一个误区。我们认为，对成吉思汗的定位应该不仅是天才军事家，而且还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奖惩机制在建军兴国和安民治国方面的运用，则是这种定位的一个反映。

1．奖励忠心的那可儿，形成了最初的核心军。成吉思汗的父亲死后，部众尽失，他在孤儿寡母的情况下开始建军，最初是靠接纳一批忠于他的那可儿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初步形成雏形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不仅把掠夺的畜群、女人、孩子和百姓，赏给那可儿，而且将自己的马匹和衣服赠给战士。到后来，那可儿这支核心力量是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依靠。其中多是他破格提拔的一批赤胆忠心屡立战功的伴当。也由于他的激励机制，他的那可儿队伍迅速壮大，并造就了大量精兵强将。

成吉思汗在封授一些人为千户后说：“这驸马并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赏赐他。”这“功大的官人”，大都是指战功卓著的那可儿出身的军事统帅。这都是激励机制下产生的后来世居显赫地位的所谓“十千夫长”、“十功臣”、“十投下”。

2．在那可儿基础上扩充并巩固了怯薛(护卫军)制度。在1204年成吉思汗将宿卫军、散班、弓箭手共五百五十人组成最早的怯薛军。

怯薛军也用激励机制组建，享受千户以上的高待遇。这种职务是世袭的，享有各种特权，比之枢密各卫诸军，“为尤亲信者也”。札奇斯钦认为，这种怯薛军“也是全国的最高训练中心和可汗发掘新人才的机构”。

成吉思汗明智地用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的激励机制，把千户长、百户长以及那颜的子弟笼络在自己的身边，既保卫了自己的安全，又如同质子控制着千户、百户，足以“制轻重之势”。怯薛被称为蒙古旋风的骑兵，在当时是组织严密、马匹精良的一流军队。正如日本学者吉原公平所说：“成吉思汗为了鼓励怯薛歹(歹即‘从人，怯薛歹即番士)的忠诚、勇敢、勤奋，多次赋予他们破格的特权。例如当他建立怯薛制度的时候，准许千户子弟的怯薛歹可率领从士十人服务，百户子弟的怯薛歹可领从士五人服务。”可见，这是成吉思汗在千户制基础上利用激励机制迅速发展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亲信精锐骑兵。仅仅两年，1206年成吉思汗亲自控制的这支精锐的队伍就在原有“老宿卫”五百五十人的基础上，很快扩充到一万人的怯薛军。

3．成吉思汗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还建立了探马赤军。成吉思汗不论出身门第重用有功者的激励机制也使探马赤军迅速壮大，战功赫赫。据《元史·兵志》记载：“国初，木华黎奉太祖命，收札剌儿、兀鲁、忙兀、纳海四投下，以按察儿、孛罗、笑乃歹、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五人领探马赤军。既平金，随处镇守。中统三年，始祖以五投下探马赤立蒙古探马赤总管府。”由此可确定，探马赤军是成吉思汗指令木华黎收集札剌儿(即札剌亦惕世袭奴隶部落)等这类出身较低微的部落民组建的。先锋军的要求是勇敢，为了世袭为官，大批平民、甚至奴隶敢于冒死作战。探马赤军后来为迅速灭金立下显赫战功，其出身并不高贵的领导人则都受封百户以上，而其子很多为千户，这也说明成吉思汗在建探马赤军中不论出身门第均论功受封赏的激励机制和重赏制度是很有成效的。

虽然最初的探马赤军是为1217年木华黎国王率军伐金而组成的打先锋的五个小军团，但以后迅速壮大，“在征服中亚、西亚的战争中”，在朝鲜、西藏、阿塞拜疆等地也同样实现了像探马赤军那样的编制。而且他们的任务原是先锋军，以后则也作镇守军。这不能不认为是成吉思汗激励机制的成功使大批出身低微者愿冒死应召并勇争战功之结果。

4．成吉思汗平时极为重视军训，就像实战一样要求，特别是军纪极严，违者重罚，保证了军队所向无敌。他在练兵中不仅练军事技术，而且还非常重视培养官兵英勇顽强的思想作风。“成吉思汗平时行军安营扎寨，总是以战斗阵容驻防。有时召集各军营部队考核军队训练，或从各部队选拔优秀士兵搞武艺比赛和摔跤，优胜者给予鼓励奖赏”。成吉思汗在使用重奖与普奖激励机制的同时，也有严峻的惩罚机制。笔者以为，将惩罚机制引入治国治军，对千户制进行锁链制的军法管理形式，是成吉思汗对十进位制度的重大的发展。如规定：“军队在作战时……若他们不是全军整个儿退却，逃跑者一律处死；同样的，若有一个、二个人或更多的人被俘，而其余的伙伴没有去救他们，那末这些人也将处死。”这种军法军纪虽较严厉，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正是成吉思汗军战斗力极强的原因，对其严后性则应历史地看待，是与当时蒙古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而且成吉思汗治罪不分亲疏，“乃诸敌临帐不用命者，虽贵必诛”。如他征服花剌子模国时，他的爱婿脱忽察儿违犯军纪进行掠夺，成吉思汗当即罢免其职务，并降至一般士兵。

三、成吉思汗利用奖惩机制创造了治国安民的奇迹

成吉思汗崛起时，蒙古高原原有几十个部落各自为政，相互混战。而当时的社会风气更是盗窃、抢掠成风。“儿子不遵从父亲的教诲，弟弟不理会兄长的话语，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听从丈夫。”而成吉思汗居然能把这样一个原来伦理无影、盗贼猖獗的混乱社会治理得出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在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认为是治国的奇迹。

1．成吉思汗采用法律手段保证其奖惩机制有章可循，切实贯彻。笔者认为，“元兴，其初未有法守”之说未必可信。除成吉思汗的正式法令外，他还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一些指示，这些就是著名的训令(Bilik)。札撒存在的这一事实，几位可靠的编年史学家都有记载。根据术外尼(卒于1238年)的记载，成吉思汗每个后裔的宝库中都藏有札撒缮本。拉施特(1247—1318年)也记载，第一任金帐汗拔都曾令其全体臣民遵守札撒，否则处以死刑。

成吉思汗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忠孝伦理，轻视风气和法令，那么就会使“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因此，他表示治国是“首先着手之事，则在使之有秩序及正义”。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大札撒里，表现了他坚决革除蒙古社会各种恶习及尊重各类有识之士的思想观念。大札撒要求“蒙古人须推崇、尊重不论属于何种民族的谦虚、纯洁、正直有学识和各种明智的人”，严禁盗窃、掠夺等恶习，违者一般要处死刑。同时，对于商业规定，保证“各种商旅在城市与大道上通行无阻”。所以，一般研究者都公认：“蒙古诸部一归降成吉思汗，汗即恶其某些恶习，如盗窃、通奸等，并决心予以革除，俾能以秩序与正义修治国家。使各种商旅在各城市与大道上通行无阻。他要为他们提供安全与安乐，使他们能头戴金饰，就像人们通常头顶粗瓶一样，遍历境内无虞。”

看来，这类治理并非一开始便奏效的，所以蒙古汗国的法律，更加重了对“强盗”惩治的严厉性。成吉思汗曾对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说：“如有窃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这足以说明他的坚决态度。

据说，由于对盗马的处罚非常严厉，蒙古人中间绝无盗马人。柏朗嘉宾曾说到经成吉思汗治理后的蒙古社会情况：“他们之间从来不会爆发斗殴、对骂、打架或杀人，人们甚至在那里

发现不了偷窃农作物的小偷和汪洋大盗。所以他们盛放自己财宝的幕帐和马车从不上锁或门栓。当偶尔有牲畜走失，如果有人发现也会让它自由自在地走，或者是将之驱赶到专门指派负责收容工作的人那里……”。这是何等的成功！

2．成吉思汗得以这样成功地安定了社会，看来与他采用激励机制千方百计网罗各族人才，组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智囊团有密切关系。如执行札撒的断事官制度便是从畏兀儿学来的。蒙古虽原有习惯法，但法律逐渐完善则与耶律楚材、郭宝玉等传人汉法有关。另外，成吉思汗对有才能的降将均予重任。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智谋出众的降臣，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元史》的数十个列传，也可以说，多是成吉思汗以激励机制用人的奇迹与记录，也是他在各地向各种人吸收先进多元文化的记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后来是蒙元帝国的脊梁，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可见各族奇才到成吉思汗麾下，便能大展宏图。

成吉思汗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族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

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成吉思汗吸收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成吉思汗有热爱其本民族的草原文化的主体意识，这是无疑的，但他对异族、异文化进行吸收和移植，也是其思想的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思想不是封闭型的，这也正是他与游牧民族其他一代枭雄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亚洲的历史上，形成过不少强盛一时的游牧民族国家。但他们所建的“渗透王朝”、“征服王朝”后来都销声匿迹，连同其本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成吉思汗却能给予原本默默无闻、连固定名称也没有的蒙古族以新的文明和生命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了特有的痕迹。这使我们有理由去发掘成吉思汗的成功背后与游牧民族其他一代枭雄们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而成吉思汗蒙古的奖惩机制则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责任编辑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