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沙颖

作为一个悉尼大学的中国学生，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三个月实现了自己两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收到了录取自己做志愿者的通知书。

根据组委会的安排，本次奥运会分配给志愿者的多是协调交通、检查通行证、为观众提供信息等服务性的工作。我的工作被分配在水球馆，从验票到新闻中心的协调，几乎接触了志愿者的所有工种。

相比以前不绝于耳的奥运会种族歧视丑闻，这次志愿者服务让我体会到了家庭般的温馨，在一起工作的志愿者都是那么亲切温和，乐于互助。这个大家庭中有像我一样的学生，也有特地从澳大利亚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赶来的人。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从休假的总经理到家庭妇女，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管这些工作是多么枯燥。我被他们这种为奥运会全心投入的敬业精神而深深感动，也为自己曾有过“能免费看奥运比赛”才去当一名志愿者的念头而羞愧。一天夜晚，我在运动员入口处，看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在冷风瑟瑟的春夜中精神抖擞地站着。他的工作是检查运动员入馆时是否携带了危险品，但那时当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开始，早已没有什么人来往了。好奇心让我走上前去与老人攀谈起来，得知他来自澳大利亚西部，全家人都为他能来为奥运会服务而非常自豪。当我问他冷飕飕地站在这儿是否必要时，他很严肃地说，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他为自己作为奥运会东道主而骄傲，所以他不能对他的工作有丝毫的懈怠。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必要，他都必须坚守岗位。他的话，使我感触良多。记得在情人港看大屏幕转播开幕式的那个晚上，身后的一群澳大利亚人高声谈论多么为他们的国家骄傲时，我心中还有些抵触，认为广场上当时挤满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也太炫耀了。聽了老人的一席话，我懂得了这种骄傲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作为中国人，我多么希望8年后我们能在北京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啊。

在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团队精神”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在一次次团队合作过程中，我更加理解了这一精神的意义。这次奥运会每个场馆都为运动员的家人提供了专席，并按运动员提供的名单给他们准备了特殊通行证。一次，一位老人来领通行证，我们在电脑上没有查到他的名字，只查到有一个与他同姓的运动员。老人无奈地说，那正是他的儿子。他和儿子不和已有很久，但他深爱着自己的儿子，所以不远万里来看儿子的比赛，满以为儿子会把自己的名字提交给组委会，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看着这位伤心的父亲，我们都为他难过。于是，大家分工合作，齐心协力地帮他与有关部门联系协调，终于使老人顺利通过审查，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场馆。也许他的儿子不会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但对我们来说，看到这团队精神带来的结果就足以使我们兴奋了。我们的团队精神还体现在互让互谅上。例如，由于领导的一时疏忽，组委会发给志愿者的纪念手表，我们这儿不够每人一块。尽管每个志愿者都非常想留下这一重要的纪念品，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相互推让了。此情此景让我们的“头儿”大为感动，发誓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能留下一块。到最后一天他硬是实现了承诺，搞了个皆大欢喜。像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如有人下午不能来了，上午的工作人员就会很自然地接着干，也就是说连续工作14小时；最累最枯燥的活儿会被最先挑走（我们每天轮换工作岗位），轻松、能看比赛的活儿反而会留到最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近4年，我还是头一回看到领导与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相处得那么和睦。

水球在中国虽不普及，在澳大利亚却是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霍华德总理大人也亲临赛场与民同乐。这下可让我亲眼目睹了国家级保安的大场面：场馆内，星罗棋布似地站满了保安人员；场馆外，栏杆里边是警察和警犬的活动范围，栏杆外边是一车车的军人，活像在搞什么军事演习似的。

作为志愿者，我也有幸见到几位世界级的运动员。这些运动明星平时进入场馆一般都会佩带自己的证件，让人一目了然。然而，有一次我在检查入场运动员证件时，看到人群中有位穿黑衣高挑个儿的女子没有佩戴证件，我马上拦住她，很严肃地告诉她：无证者不得入内。当她挺尴尬地看着我时，我才发现她竟然是德鲁布因——那个一口气打破了3项世界纪录、拿了3块金牌的荷兰游泳选手，而她旁边那位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霍根班德（他俩击败了澳大利亚人的英雄索普和奥尼尔）！我顿时尴尬不已，当她正想解释时，旁边的警察示意让他们进去并笑嘻嘻地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工作得不错。”两位名将也向“无知”的我报以善意的微笑。

悉尼奥运会闭幕后，从官方到民间，对志愿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闭幕式上，当萨马兰奇主席在他的演说中肯定了“这是最好的奥运会”时，对我们众多志愿者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作为志愿者，我在等待着，8年后的北京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