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平原是我国北方典型农业作业区。本文主要依据陈翰笙等老一辈学者关于保定农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①，对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业生产条件的相关要素作一较系统考察，以助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一、生态环境与水利灌溉

冀中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以黄河、海河、滦河冲积平原为主体，海拔多在50米以下，地势坦荡辽阔，自山麓向沿海缓缓倾斜，是我国北方粮棉的重要产区。地处暖湿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春季干燥，夏季炎热，秋季晴朗，冬季寒冷，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全年无霜期200～240天，历年平均降水量537.8毫米。从绝对量上说，冀中的大气降水能满足一季甚至两季作物的需水量。但是由于该地降水的特点，大气降水不可能完全被作物吸收。一是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均匀，雨季在6～8月份，其他月份降水十分稀少。降水量过于集中，则害大于利了。春雨和秋雨大约只占全年降雨量的10%和14%，冬季降水不足2.2%。二是降水量的变化率太大，可靠性极差。虽然年平均降水量在537毫米，但实际上不是多，就是少，跳跃性极大。例如，下雨多的年份达1261毫米。少的年份才180毫米，相差7倍。因此，旱涝灾害都有可能发生。三是降雨的形式过于急骤，雨季时间短促，常常是倾盆暴雨，不但使作物和农垦土壤无法充分吸收，而且往往冲走土壤、肥料、庄稼，甚至人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干旱著称于世的冀中平原又常常发生涝灾。以清苑境内唐河为例。解放前便有"唐河下梢，十年九涝"之说，一涝便要淹没数十万亩耕田。据旧志记载，自1912年至1928年就遭四次大水灾(1912、1917、1924和1928年)，河水涨溢，平地水深数尺，人畜生命和田庐皆面临灭顶之灾，财产损失巨大。

据邓云特先生研究，旧中国历年水灾发生最多之处，是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而黄河、淮河、永定河则是水灾的主要源头。黄河、永定河发源于山区、高原，到华北平原后，河床比降突然变缓，流速骤减，将大量泥沙沉积在平原，并使河道淤塞多变，雨季常泛滥成灾。仅据20世纪初期的统计，黄河泥沙的沉淀量占11%，超过法国沉淀量最大的伦河4倍以上。永定河与黄河相似，上游名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的管涔山，经察哈尔入直隶。这条河携带的泥沙也很多，所以永定河又名"浑河"。1917年，永定河所带泥沙，曾一度在48小时内把海河河床提高8尺。河水泛滥固然与地形有关，更与河流两岸特别上游地区多年来森林砍伐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总之，从生态环境上看，冀中是典型的北方农作区，农业生态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河道不通畅，降水不充盈，其分布不均又加剧了利用上的困难，这样既有可能旱，又有可能涝。据保定地区《500年旱涝史料》记载：清苑在近100年期间，大涝出现15年，占15%；大旱出现10年，占10%。在百年内大涝大旱灾害的发生率为25%，平均每4年有一次旱灾或涝灾。而在这4年中，又有偏涝或偏旱的年份，小灾不断，正常年景仅占33%^②。

除旱涝灾患外，20世纪内清苑还遭受较大的雹灾9次，风灾3次，虫灾7次，霍乱、鼠疫等较大规模的流行病3次。从统计资料上看，50年代后，虫灾和大规模的流行病明显减少，表明农业技术和社会环境有所改善；而风灾、雹灾的发生却有增无减，频率趋密，有时一年就发生二三次，表明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向。

在旱涝两个方面中，旱的问题尤其突出。据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旱与旱灾之分析》^③一文称：冬小麦在河北、山东的生长期是9月至次年4月，生长期总需水量为483毫米。而观测这个时段的实际降水量河北省仅106毫米，山东仅143毫米，降水量分别占需水量的20.7%和29.5%。可见降水量与需水量之间的缺口如此之大。对于一般村民而言，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进行人工灌溉。灌溉后增产的比率不同，与土壤有关，与农作物品种不同有关，也与干旱的程度有关。排除过旱过涝的因素，平均而言，灌溉对丰年农作物的增收率在50%～100%，这一数值为一般的研究者所认同。最直接的实验数据来自冀中地区本身。30年代初，日本人对清苑大祝泽村灌溉地与非灌溉地的收获量进行了连续三年的统计和比较，结果表明，灌溉地比非灌溉地平均增收90.5%。

近代以降，冀中的灌溉事业有较大发展，曾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凿井开渠活动，一次在光绪初年，一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一次规模尤其大些。1905年平汉铁路建成通车后，这一带的交通条件迅速改善，棉花种植普及，农民经济条件有一定好转，因此，凿井灌田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普遍重视。据调查统计，1930年清苑11村共有农业用井841眼，灌溉面积6969.72亩。这个数据说明，当时每井的平均灌溉面积有限，仅8.3亩。这是因为水井要有水车等其他设备才能灌溉较大的面积，而当时只有少数水井具备配水车的条件，这种井被称为水车井。水车井用水斗水车汲水，一般用牲畜作动力，其灌溉能力在25～50亩之间，最常见是30亩^④。然而在11村中仅有水车111辆，即不到1／8的水井配有水车，大大限制了灌溉面积。辘轳井的灌溉面积相差较大，多者可灌15亩，少者可灌4亩，平均可灌6亩，看来多数是辘轳井灌溉。由于灌溉能力不足，远不是每一块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所以产值较高的棉田优先受到重视。事实上即使棉田也只是一部分得到灌溉。1936年，清苑共分六个公安区，据记载，这六个区的棉田灌溉情况如下：第一区水浇地棉田，占该区全部棉田的25%，第二区占30%，第三区占55%，第四区占70%，第五区占40%，第六区占80%，平均而计，棉田的灌溉面积可达50%^⑤。其他作物耕地的灌溉率肯定大大低于这个比例，据1930年11村调查统计，农田灌溉率大约为17%左右。

这是11村的调查统计，清苑全县的灌溉率大概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据满铁《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1936年全清苑县的灌溉用井大约为1万眼，即使按每亩灌溉10亩计算，不过灌溉10万亩，而当时清苑耕地总面积大约为100万余亩^⑥，故此灌溉率应为10%左右。这是清苑在世纪递嬗之时农业生产条件的一次较明显的发展，虽然进步不很大，但在河北省已经居于领先水平。

还需指出的是，尽管三四十年代战争频仍，但水浇地的面积还是有所发展，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扩大了三成以上，灌溉率达到23%。虽然如此，接近80%的耕地，即大部分土地仍然无水可灌，还是没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二、农业工具

据1930年的调查统计，冀中农民经常使用的农具大约有数十种之多，农户对各种农具的拥有，依据各自对农具的需要而定，但在许多情况下是受到了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各种农具中，最为普遍的是大锄与镰刀，90%以上的农家都拥有，这是因为此种农具用途广而价值亦较低廉的缘故。而价值较高一点的大农具，尽管也很需要，但只有地主、富农才拥有，有的连地主、富农也不能每家拥有。犁是很需要的农具，但地主、富农平均2户才有一副犁具；中农平均20户才有一副。如果按全体农民的平均数计，则数量更有限了。例如：拥有犁的农户仅占7%，有耙的农户占18%，有大车的农户占25%，有风车的农户占2%，有碾和水车的农户各占1%。由此看来，农具还是相当缺乏的，没有农具的农户只好向邻居或亲友借用。调查者发现，借用农具的习惯在清苑农村非常盛行，特别是种什、壑子、耒盖、耙、大车等借用的家数最多。一般是无偿借用，如两家所有的农具不同，则相互借用，表现了小农经济中的互助性质。需指出的是，三四十年代农户拥有较大型农具的数量还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水车的数量增加一倍有余，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二十八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河北省统计局，1958年。)

关于农具的改良却乏善可陈，基本仍然处于一种停滞、落伍的状态。一是构造简单，大多为木制，重要的部位才用铁一类的金属；二是规模小，价格也很低廉，一般数角到数元(如大镐0.8元、大锄2.1元、镰刀1.7元等)；三是几乎全部以人为动力，使用畜力的极少，用现代动力的还未发现。

农具的发展，清苑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一份30年代初的一份海关报告指出："农具非常简陋：一个铁锄，几个竹耙，或者是很粗糙的铁耙；土犁翻土的深度，很少超过五英寸，稻谷完全是在田里用手工脱粒的。"^⑦至于新型动力工具，仅在少数口岸地区可见到一些小型的农具，如水磨、抽水机、打谷机等，不仅为数稀少，而且多半不是真正农用的器具。辛亥革命后的20年间，乃是西洋机器和工具输入较多的年代，而农机具所占的比重甚微：多数年份不到1%，最高不过2%^⑧。至于拖拉机之类的大型农工机械，更是凤毛麟角，仅见于新垦区的个别短命的大农场或外资农场，如日本人势力下的东三省的某些农场。旧中国全国拥有拖拉机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从1915年买进第一台拖拉机起，到1949年全国解放止，全国拖拉机总数也不过410台^⑨。

三、挽力

在缺乏现代动力的情况下，耕畜几乎是农业的唯一动力，而在传统农业中挽力也一直是生产中的重要因素。冀中的耕畜有牛、骡、马、驴四种。从这些耕畜的数量，可看出其位次。据普查的24村资料统计，1930年有骡422头、马142头、驴400头、牛400头。大致可以说，清苑农村的各种耕畜以骡、牛为主要，驴次之，马最少。另据1921年前后同样24村的资料，其饲养的耕畜计骡303头、马88头、驴231头、牛182头。这表明30年代清苑的挽力比之10年前有一定的发展，牛、马这两类耕畜的增多更明显一些，分别增长了119.78%和61.36%。

除非完全依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地主(而我们知道，完全依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地主家庭在清苑微乎其微)，从某农家有无耕畜，有多少耕畜以及什么样的牲畜，便可以看出该农家的经济充裕状况。看一看牲畜的一般价格，就可知道一头牲畜对于一般的农民家庭意味着什么。1932-1934年清苑县牲畜的平均价格为：马80元，驴30元，骡90元，牛60元。考虑到当时清苑雇工一天0.2～0.4元的工资，购买牲畜对于经济窘迫的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难以办到的，甚至不可能办到。即使小康之家，购置一头牛的一次性支出再加经年的饲料费用，都是一项很大的负担、一笔反复掂量的投资。所以，耕畜的缺乏，尤其是中小农户中耕畜严重缺乏，是冀中农村十分突出的问题；当然也是农村普遍赤贫的一个证明。1930年，调查所及的500农户中没有耕畜的共计341家，占68%；而有耕畜的农家中以饲牛者最多，饲骡或马者均甚少，而我们知道骡、马的工作效率高，价格也更贵。如按各家平均拥有的牲畜数量来说，其极端缺乏的现状表露得更为明显了。总起来说，农户计8家合有牛一头，11家合有驴一头，12家合有骡一匹，33家合有马一匹。如把农户分类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农以下占有的牲畜更少，贫雇农拥有者微乎其微，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没有耕畜。

从统计看，即使富农以上大户的耕畜也远远谈不到充足。以驴计算，地主、富户也户均不到一头。以骡、牛、马计，要有4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户才凑一头牛，2家凑一头骡子，6家才凑一匹马。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所谓富农实际上并不富，而地主也是缺牛少马的地主。如果我们把各种耕畜折成"畜工单位"，能更明确显示每家所拥有的挽力状况。依照一般经验，如果将骡和马折合成畜工单位1，那么牛为0.8，驴为0.7，按此标准，各农家所拥有的畜工单位的数量依次为：地主0.8，富农1.1，中农0.5，贫农0.1，雇农几近于零。农户平均拥有的畜工单位为0.3。重点调查的11村资料的统计结果是：骡、马、牛、驴合计平均每户0.38头，这里未折成畜工单位，因此高一些，可见两处统计的结果相当接近。

从挽力与田场面积的比例关系看，挽力之缺乏也是显而易见的。依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研组对1930年11村调查资料重新统计的结果，平均48.7亩才有一头耕畜¹⁰。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小农在田间依旧胼手胝足地劳作，常常以人力代替畜力，势所难免。

旧中国农村缺乏畜力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22省153县的16676个田场的调查与统计，在北方小麦产区，拥有小田场而缺少耕畜的农户占64%，中等田场缺少耕畜的农户占32%，大田场缺少耕畜的农户占7%¹¹。又据一项专项研究表明，在河北省103县当中，耕牛有余者9县，牛与地相当者32县，缺乏耕牛者54县，共缺耕牛75629头¹²。

1930-1946年间，大概由于战争不断征用马和骡的原因，在此期间清苑田间农用马和骡的匹数大大减少，幸好耕牛和驴子数量同时有较大的增加，基本弥补了骡、马的损失，所以按畜工单位计十六年来大体持平，详见下表：

(资料来源：《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河北省统计局，1958年。)

四、施肥、选种等农业科技的引进

我国使用化肥始于20世纪初年。1904-1924年这段时间里，化肥开始进口，但数量极为有限，基本处于一种宣传阶段。1927-1931年是化肥输入的高峰期，平均年输入量266万担，约合317万市担。而当时全国耕地接近15亿市亩，每亩能摊多少化肥呢?2.2市斤!从1931年起输入量开始下降，1932-1936年间平均不到158万担，约为188万市担¹³。20世纪上半叶冀中还未发现有使用化肥的详细记载，大概即使有，数量也极为有限，可以略去不计。冀中农家所施用的肥料，一般可分为三大类，即土灰肥：猪圈或牲口棚内的土粪，灶房等地方的草灰，以及附近的河泥或塘泥等；粪肥：人或畜类的排泄物；人造肥：经加工或整理而产生的肥料，如花生饼、棉子饼、豆饼、麻酱、豆酱、麻渣、秕糠及鸡毛、猪毛和羊毛等。

据统计，1930年清苑平均每亩地施肥数量如下：土灰肥1058市斤、粪肥238市斤、人造肥31市斤。三种肥料的用量依次递减，这是因为价格原因使然。这里人造肥的价格最高，虽然数量小，可按每亩平均价值计依然是人造肥费用最大，为1.7元；粪肥次之，为1.4元；土灰肥最小，为0.7元。各农家中，仅少数富裕农户常用人造肥，一般农户以土灰肥和粪肥为主要肥料。这三种肥料都可以自造，包括人造肥，如一些农户常以棉籽、芝麻或花生等原料交付榨房榨油，就可获得副产品饼酱之类，成为好肥料。当然，资力较厚者可以到集市或榨油坊直接购买。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肥料大部分自造，占各种肥料总额的69%。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家肥料也要有三成左右来自市场，表明了农业经营商品化的发展，虽然从整体上看农业经营仍然处于比较传统的发展阶段。

清苑在30年代还有引进佳种和改良原有的农作物品种等活动，而且通过县立农业推广所进行普及和推广工作。农业推广所位于县城边，占地29.36亩，其中办公室占地2.4亩，试验田占地1分，农作物栽培占地26.86亩，佳种引进包括粟类、高梁类、大豆类、棉类、药类和玉蜀黍类。其中玉蜀黍类计有美国银王玉蜀黍，意大利白马玉蜀黍，北京早熟和北京晚熟玉蜀黍等。此外，该推广所还从事改良农作物品种试验、施肥和播种实验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以上考察可知，20世纪上半叶的冀中农业生产条件处于缓慢而又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农业打井的密度增大，水浇地面积不断扩展，人造肥的比例有所增加而且其中三成左右来自市场，外来良种和选种育种等农业科学技术开始引进，出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最初交汇。另一方面，农具改革乏善可陈，而且基本农具、畜力、肥力以及灌溉条件等严重短缺，抗灾手段薄弱，基本还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对于刚刚出现的农业生产要素，不能忽视，也不能估计过高。种种事实表明，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即使像作物品种优化一类的工作取得一些进展，也不可能取得大面积的普遍实效，社会的动荡、农民的普遍贫穷、政府的低能腐败以及土地的碎化等，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①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先生1930年进行的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河北省统计局其后所做的补充、整理资料(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第二期，增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于此，特此说明。

②《清苑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10页。

③《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1期。

④陈伯庄编：《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1936年，第23页。

⑤卞乾孙：《河北省清苑县事情》，新民会中央指挥部出版社，1938年，第187页。

⑥见《河北省清苑事情调查》，第24页。

⑦《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卷一，第264页。

⑧《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卷一，《对外贸易辑要》输入统计表1。

⑨《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0页。

⑩《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增刊2，第169页。

11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1941年，第328页。

12刘行骥：《中国耕牛问题》。《中国实业》第1卷，1930年，第2180页。

13《历年海关报告》。转引自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载《中国历史》1991年第2期。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欧经济社会史、中外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和西方史学流派分析，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五"、"八五"和"九五"项目，多次参与国家重大课题，著有《现代化第一基石》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在《历史教学》发表。)

责任编辑：林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