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芳

长期以来，学术界视梁漱溟为乡村建设派的领袖。其实，在乡村建设派之前，还有一个时人称道的村治派，梁漱溟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是村治派的一分子。

村治派是以北京《村治月刊》为阵地，以王鸿一、米迪刚等为代表的研究和宣传乡村自治的知识分子群体。早在２０年代中期，王鸿一和米迪刚就揭橥村治，共同创办过北京《中华报》。１９２９年３月，他们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出版了《村治月刊》。从学术思想来看，王鸿一、米迪刚均以儒家实学（主要是颜李学）为依归，并以之为观察社会政治问题的指南。米迪刚指出：“吾国时至今日，不欲救亡斯已，果欲救亡，舍提倡颜李学说外无他道也。盖治中国须用中国之道，而中国之道已绝传二千余年，至颜李乃复重光之。故今欲用中国之道治中国以挽救危亡，即须提倡颜李学说。以提倡颜李学说，即所以复兴中国之道也。”①正因如此，他们热衷于从中国上古文化中寻找村治的理论根据，宣称：“今日吾人之所谓村治者，即脱胎于三代上之乡治。”②米迪刚进一步论证说，《大学》一书中所列治平条目原有村治一级，秦汉以后的奴儒故意将之遗漏了，结果士大夫在齐家而后，即言治国，根本偏离了治平之路。为了弥补传统伦理观念的欠缺，他主张在齐家与治国之间，加上“亲乡”一级，使《大学》八目变为九目，希望“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亲其乡，欲亲其乡者，先齐其家。如此，则无论在朝在野，明德之后，均可亲民”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