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厕所，艺术家陈劭雄说过一段话：“现在，广州的人们为了赚钱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看书，更不用说欣赏艺术了。所以，我们想，上厕所也许是人们唯一还可以看书或看艺术的时间。把装置做在厕所里，是做艺术有效的办法。”这段话引起了活跃在法国靠艺术主持的身份吃饭的侯瀚如的兴趣，他在陈劭雄这段话中“读”出了“广州的城市景观和人们视觉的戏剧性变化”来。他说：“‘占领厕所只是证明他们对于介入社会现实的必要性的肯定。”

我觉得这段话意味深长。诚然，在广州，人们已经相当地经济化了，但是，艺术家却一厢情愿地以为人们还是需要“看书”和“看艺术”，只不过看书和看艺术的地方从展览厅换成了厕所而已。在那里，繁忙的人们才会有闲暇的时间。陈劭雄相信这一点，所以，他便把厕所变成了理想艺术的展出场所，并由此上演了一场涂有艺术油彩的“占领厕所”的戏剧。的确，联系到活跃在广州多年的“大尾象工作组”，我想追问，生活在世纪之交广州的“经济人”是否还残存着一些对于高雅事物的高雅品味?不过，不管回答是还是不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种质疑是不得要领的。之所以对“残存”本身存在着幻想，是因为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在起作用。这不仅包括了像我这样的人、“大尾象工作组”、一天到晚靠从若干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中捡拾吓人的外来“词汇”填写文化身份卡的艺术批评家们，还包括自小就对艺术有着莫明其妙的感情的普通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