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中德，1966年，在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任县委书记。

这样一个偏远小县的文化大革命，具体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的，说不清楚。事情不会是齐斩斩的。都说这年的“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了。再说，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远的不说，就是进入60年代以来，就有“反五风”、“社教”、“四清”，所以我们基层干部看到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也是把它和其他的政治运动一样看待的，哪里会想到它后来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规模。

县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措施。主要是响应“破四旧”的号召，向大家宣传要把“洋碱”、“洋铁盆”叫做“肥皂”、“脸盆”，把“洋丝瓜”叫做“丰收瓜”，还对一些有“四旧”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例如把县委大院后面的“府后街”，改为“反帝路”。当时，“破四旧”和“立四新”是放在一起提的，“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当然也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武定中学的一些新生，还自发地把大礼堂门前的两个大石狮子给推倒了。

到了11月初，上昆明参加省、地、县领导出席的三级干部会议，才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会议要求县委第一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我们的住处是翠湖宾馆。红卫兵用大幅的红布挂出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后来在全省各地到处都常常看到：“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过道的红地毯上，也被红卫兵刷上了黑字大标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这“炮轰”、“火烧”，也是文革初期最常见的用词。造反派们当时很爱唱这样一支歌：

(唱)混蛋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

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挡?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要牛鬼蛇神的命。

看保皇派，

痴心保皇吓破了胆，嗨，吓破了胆。

(齐呼)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死心踏地保，叫你也完蛋。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陈伯达关于批判“刘邓路线”的报告，也传达了毛主席批评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指示。第一天的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作了报告，要求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请大家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提意见，害怕这会不会是又像反右一样，引蛇出洞。看着红卫兵无法无天地写大字报，毫无顾忌地呼口号，大家还有一种以后有你好看的心理。但是省委一再要求大家提意见，不提红卫兵也不答应，以为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保皇派”，大家也就开始提意见，主要是针对一些省委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特殊化问题。

由于会议常常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开大会时，我们的会场经常变换。记得有一天下午，好像是在艺术剧院开大会，不知是不是怕红卫兵知道了会来干扰，会场上连麦克风都没有。那次是刘明辉省长作检讨，谈自己的特殊化问题。听说大家对刘省长的特殊化意见比较大，他一家本来已经住着很大的房子，但是还在交际饭店开了房间，并且还常带着老婆孩子去白吃白住。还有人说，他还常常动用水上公安的汽船到滇池打野鸭。这些都是在省上工作的同志揭出来的，在县里工作的我们，平时从未听过这些事情，不知道真不真。

刘明辉省长穿着一件短军棉衣，孤零零地站在戏台上，面前连张桌子都没有。只见他表情沉重，语调缓慢地说着什么。由于没有麦克风，他说的什么内容我一点都听不清。

省委工作会议原定开一周左右，但一开就是近一个月，红卫兵不准散会，说是要让代表们留下来揭出省委的问题，帮助省委批判资反路线。每次批判大会，阎红彦等省委领导都参加，坐在台上。不断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上台揭发，说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还说省委已经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就放在公安厅，要省委交出黑材料。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常常提出问题要省委领导答复和表态，但又不愿听省委领导的解释，总是打断省委领导的话并抢夺麦克风。这个时候，台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起轰(哄)，呼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轰省委，火烧市委!”

后来就发展到“打倒李井泉(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打倒阎红彦!”也有喊要“油炸”省委领导的。那些口号，开始我们是不敢跟着喊的。见我们这样，周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就又高呼口号：“三干会代表是保皇派!”“打倒保皇派!”

后来我们也就跟着喊，但多年的政治经验还是使大家心里都有个分寸，“彻底批判”自然举起拳头跟着喊，像“炮轰”、“火烧”乃至“油炸”某某之类。大家也跟着喊，但对“打倒”某某的口号，大家就装作跟不上一拍，或是举起拳头挥一下嘴里不出声。在我们这些代表看来，“炮轰、火烧、油炸”等等只是表达一下情绪，但“打倒”则是涉及政治原则的问题，乱说不得的。

后来省委终于和红卫兵达成协议，让来开会的书记先回去，主持日常工作，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宣传部长则继续留下来帮助省委揭批资反路线。我回武定没几天，文瑞知同志(县委宣传部长)也回来了。他说，他是“钻狗洞跑回来的”。红卫兵守住大门不让走，他就从后院的一个涵洞钻了出来。所以这次会议最后是怎样收场的，我也不晓得。

宣布各县可以先回去一个人的那天，省委书记阎红彦给大家作了一次讲话，地点是在省军区礼堂。他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脸色疲倦，声音也不像平时那样有力。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今后，省委也不能领导你们了，你们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听了他的话，非常震惊，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州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要第一书记接。电话通知说，阎红彦同志被逼服安眠药身亡了。我马上就想到了不久前他所说的省委也领导不了你们的话，眼泪随着就流下来。

放下电话后，我立刻就召集县委常委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和我一样，几个常委都很震惊，心情沉重得很，有人还抽泣起来。我想，大家一是为阎书记的去世悲伤，一是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我又想起了阎红彦书记那天在会上所说的话：今后你们就自己顾自己了。

二

开完省里的三干会回到县里后，我们也模仿省里的做法，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陈伯达批“刘邓路线”的发言，也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的批评。从来都

是这样的，上级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不会犯错误。

在会议后期，我们也动员大家充分行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四大”权利，给县委提意见。公社书记们开初都不愿意提什么意见，就像我们当初不愿给省委提意见一样。经县委反复动员，才有人用大字报的形式给县委提了意见，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到街上去张贴，只是用绳子扯了桂在县委会的食堂里。我们县委领导都很认真地去看了。主要的意见是两条，一是县委组织部长喜新厌旧，想抛弃在农村的老婆另寻新欢，这事有根据；一是组织部副部长生活作风有问题，和别人乱搞，这事却没有确凿的证据。由此，也就对县委如此用人表示不满。这会开的时间不长，7天后就散了。

大致是1966年底，武定县的各种造反组织一轰(哄)而起。不仅是中学的师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组织了造反派组织，就是像手工业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集体和公私合营单位，也成立了造反团体，街道的居民和县城城郊的一些农民，也有造反战斗队。那些造反组织的名称都很大。有的叫“换新天造反兵团”，有的叫“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有的叫“工农革命造反司令部”。毛主席的那段语录，那时大家都背得很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起先是要求罢一些人的官。

刘加惠曾任过武定县近城公社党委书记，他喜欢将一支二十响手枪斜挎在身上，像战争年代那样。有时去下乡，他还要到武装部去借支卡宾枪来扛着。这个人办事比较干脆，但工作作风也简单粗暴，平时就爱训人，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首先就拿他开刀，在县大礼堂开批判大会斗争他，并且“勒令”县委常委都要去听。

群众揭发说，在1953年修干河水库期间，刘加惠对完不成任务的民工有捆绑吊打的行为。这些事情是有的，我们以前也听到过有关的反映。还有人揭发说，有的妇女在修水库时偷跑回去给孩子喂奶，被刘加惠抓到了，他就用纳鞋底的麻线拴了砖头吊在妇女的奶头上。有人这样揭发，当时也无法查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造反派说，刘加惠就像国民党的保长，是法西斯，要县委罢他的官，并逼着我表态。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一个讲话，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罢官运动，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在运动的后期来搞。我也就用这一指示精神来回答造反派。但是造反派不依，说刘加惠罪大恶极，必须立即处理。对刘的批斗大会一连搞了5个晚上，到第三个晚上，用总理的讲话精神不能说服造反派，我们只好推说像刘加惠这样的干部是州管干部，县委还无权处理。到第五个晚上，批斗会开到天都快亮了，参加会议的人都已走光，只剩下几个造反派头头，逼着我们就在礼堂舞台的幕布后开县委常委会，要我们表态，作出罢刘加惠官的决议，电话上报州委。造反派们很累，被勒令陪斗的县委常委们也很累。常委就照着造反派的意思作了决议，上报州委。打电话时，造反派还派了几个代表去听。电话打到州委办公室，是哪位领导接的忘了。州上的答复依然是总理的讲话精神，说干部有问题可以批判，但处理要放到运动的后期来进行。这样，这场步步紧逼的罢官运动才搞(告)一段落。

后来，造反派们又要我们逮捕一些人。

有一天半夜，百来人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县委会，要县委逮捕工交局长师纪达，说他“对抗革命群众”，“喊反革命口号”。师纪达是一位老资格的抗战干部。当时的县工交局，管着好多像手工业社、制鞋社、马车运输社这样的下属机构，这时，这些单位也成立了“工农造反司令部”的造反派组织，里面有很多粗人，在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他。打得受不住了，他没有办法，就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呼毛主席万岁怎么会是喊反动口号呢?我问工农造反司令部的人。“他把我们当做国民党。”他们说。因为电影里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拷打时，都是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对造反派们说，这怎么能说是喊反动口号呢?说高呼毛主席万岁是喊反动口号，那还得了?

听了我的话，工交局的造反派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比较麻烦，可能会惹火烧身，也就没有再坚持他们的要求，还是敲锣打鼓地又将师纪达押回去了。

狮高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发喜，是大白天被数百人绑着送到县委会来的。他们村的造反派说，郭在被批斗后企图报复造反派，要杀害革命群众，因此要求县委法办这个现行反革命。问造反派可有什么证据，他们却说不出。这郭发喜平时在工作中也有简单粗暴的问题，打骂过村里的人，所以群众起来造反后就整他。见我解释说证据不充分不能逮捕，狮山村的群众也不强求，说是将郭交给县委处理，将捆着的郭发喜留下，大家就回狮山村去了。后来我和郭发喜谈话，问他是不是气头上说大话，扬言要报复，他说他根本不敢，还说，他也不敢再回村里了，要县委保护他。这种时候，叫县委怎么保护他呢?差不多黄昏的时候，他同意回去。我晓得他还没吃晚饭，但也没叫他到县委食堂去吃。他回到村里，大概还要走2小时山路。

许多曾经受过处分的人，这时也纷纷来找县委，说当时的处分是错误的，要求平反。有一次我去理发，才坐下去没理几下，理发师就边理边说，公私合营时将他辞退了，现在他虽然还在理发，但只是个临时工，要我给他写一个当时这样的处理错了的证明——那时这叫做写认罪书，不写的话，理了一半的发也不给我理了，还说就要在理发室里开我的批判会。在写这些认罪书时，我是用了些心的。受处分者，都要求我承认对他是错误处理的，我又怎能这样写呢?只好先引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下面的具体内容，就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自我批判一通，说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然后能推的就推，有的年代久远，具体我也不清楚的，纠缠不过时，就写上将在运动后期给予复查。对理发师就是写的将来给予复查。有这次经验，以后我就不到街上去理发，在家里由我爱人给理一理。但还是会有人找上门来要你写这样的“认罪书”或证明，有的则是在批判会结束后堵着逼你写。常常就是站在路边，垫在腿上给他们写，纸笔他们给预备好了。

有的事实很清楚，处理是得当的，我也可以拒绝写所谓认罪书，对要求的人说，除非他能举出证明当时处理错了的事实依据来。我记得有一个叫环向文的，在县供销社工作，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他老婆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多年前被以作风不正、腐蚀干部的名义开除公职，这时也来造反，要求恢复公职。我说这事

当初是由妇联处理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妇联的人反映，把他两口子领到妇联的办公室。妇联的工作人员认为此事证据确凿，又反感他老婆，都不答理他们。走出妇联的院门时，趁没人看见，环向文突然猛打我胸脯一拳，打得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我连忙退到院子里，大声骂道：“环向文，你干什么?打老子的黑锤!”妇联办公室里的同志都伸出头来看，他两口子没有跟进来，也没有说一句话，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心里不是个滋味。妇联的几个干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都没有说话。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第一次挨打。

三

直到1967年出现“一月风暴”，上海佘社成立，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已经全面实施成功时。我们还是基本在位。这时武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只是有一个人来砸了县委会的牌子，我们还曾态度强硬的(地)表示要追查，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领导有错误可以批判，怎么可以砸中国共产党一级县委机构的牌子呢?

再就是造反派夺了县广播站的权，念他们的稿子，我们也交代不能胡来，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那时造反派的广播还只是念一些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来自昆明和北京的传单的内容，还不涉及本县的批斗情况和造反派之间的分歧。

起先我们县委常委班子还可在一起通通气，我记得我被戴高帽游街后，晚上文瑞知还专门到家里来坐坐，并带了一块麂子干巴来，算是慰问。常委柏熙良晚上也常来我住处款话，他老婆几年前就死了，一款就款得很晚，他的意思是来宽慰我，但我们两口子却被他弄得困死了。

后来就不行了，县委常委之间的来往渐渐少了，大家都有了各人顾各人的意思。再加上大家常常被勒令出去批斗，有时要开个常委会都无法把人召齐，而且此时各单位已经都在造反，各级领导都被批斗，各项工作都已无法正常进行，当权派已无法行使职权了，各级行政机构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1967年2月份以后，军队到地方“支左”，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成立了“支左委员会”。在成立支左委员会之前，就成立过一个由地方和军队共同组成的生产指挥组，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保持生产不中断。当时是县委副书记陈云贵同志任副组长，县武装部的杨幕副政委任组长。军队全面进入地方支左，成立了支左委员会以后，生产指挥组就成为委员会下设的部门。解放军支左的主要任务，当时叫做“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后造反派们有什么需要借助权力解决的事，也就不再来找我们，而是去找支左委员会的军代表。我们的权力也就被支左委员会接管，用当时的话说，我们这些走资派也就“靠边站”了。

造反派们对军队的“支左”是很欢迎的，当时还编了歌曲歌唱他们。我记得其中的几句：

毛主席派来54军，

鲜明的旗帜火红的心，

支持咱无产阶级革命派

……

化大革命立新功。

那时我每天都必须到街上去看海报。这些海报既是召开批判大会的告示，也是对要批判的走资派的勒令。勒令要批判的某某及参加陪斗的某某，“准时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如若对抗革命群众拒不到会”，“一切后果自负”。有的则写得直接干脆，“革命群众将砸烂你的狗头。”

要是漏看了海报没有到会接受批斗将会是什么后果?由于从来没有看漏过，所以也就不知道造反派们是否真的会砸烂我们的“狗头”。有时同一天有多个造反组织召开批判大会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在时间上冲突了，看到这样的海报后，我就要赶忙去和县委会的造反组织联系。由他们去和其他造反组织协调，最后由他们通知我究竟是去哪一家接受批斗。这次没有安排上的造反派组织，就另外找时间再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之内我曾到过四个不同的会场去接受批斗。

那时不管是谁勒令你去接受批斗，你都得去。我们不敢对抗革命群众，也怕造反派们会来砸烂我们的“狗头”。谁要斗你你都得去，一些荒唐事也就出来了。

文化馆的干部周在能，原来在州上的一个剧团工作，被下放到武定县文化馆。他说我们迫害他，勒令我们县委班子的几个同志去接受批判。其实他的处分是原单位给的，因什么事我们都不清楚。

这是一个瘦瘦小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文化人，他对我们的批斗也很怪。他要我倒骑在一头毛驴上去游街，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利敏在前面敲一个破的铁皮撮箕，说是鸣锣开道。要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凤抱着我的大腿。王凤误解了他的意思，说“掼(摔)不着”。周在能说，你这种办公室主任就是善于抱领导的大腿，靠这个升官发财。

当时的气氛，他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游街时，围观的人都在笑，我自己骑在驴上也忍不住笑。已经过去30年了，好多武定人到今天都还记得这件事。

那头毛驴是周在能向白邑村的一个农民租来的，原先说好给一块五毛钱，但是用完后周在能又不想给钱，那位农民就和他在街上争吵。

这个周在能，当时这样整我们，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这种受过处分、历史不清白的人，被视为“造反的牛鬼蛇神”，又被其他“真正的造反派”们整。成立五七干校后，他竟然也和我们这些走资派一起进了干校。

他的生活能力极差．他老婆远在楚雄，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他到干校后，他老婆曾带着两个孩子来探望过。那时他冬天穿一件只有棉胎的军棉衣，赃得很，晚上盖一床破绵(棉)絮，没有被套，被他蹬得丝丝缕缕的，用当地话说。日子过得拖衣落食。他的身体又不好，在干校都是干的体力劳动，他从地里背三五饼葵花回来，一路上都要歇好几次，喘得不行，看样子都活不得几天了。但是到了干校开文艺晚会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那个时候，干校经常自己搞文艺晚会，学员们上台唱样板戏。开晚会时，周在能兴高采烈地张罗，有时用手风琴，有时用二胡为大家伴奏，同时也和大家一起唱，声音很高，大家都唱不好的地方，像杨子荣唱的“革命的智慧能胜天”的“天”时。就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

他还常和一个原来检察院的女同志一起演《白毛女》选段，他的声音沙哑，但是音量很大：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我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嘿哎嘿扎——起——来……

这是他在干校最快活的时候。

县粮食局的一个职工叫周从义，平时表现不好，老是被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组织了一个造反战斗队，由于他平时不大合群，整个战斗

队就只有他一个成员，他也就把这个战斗队叫做“独一无二战斗队”。一次他出海报，要召开批判县粮食局长魏开群的大会，勒令我去参加陪斗。

批判会在县粮食局楼下的一个会议室举行，没有多少人。除了几个粮食局的造反派，再就是周从义约来的几个革命群众，都是他平时的朋友。

我们最初参加造反派举行的批判会时，是给我们坐的。我们坐在台上，批判的人就一个个地上台揭发，有时还要侧身质问我们，要我们回答问题。不论是台上台下有人带头呼口号时，我们也跟着呼。后来就不给我们坐了，要我们站着接受批判。后来，在批判过程中还要我们举着手，称为“捞稻草”，时间久了，也很累，手抬不住了时，我们就不得不放下来，这时造反派们就会高呼口号：“不许走资派对抗革命群众!”“对抗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逼着我们再把手举上去。我们也就赶快活动几下手膀子，再把手举上去。有时一场批判会要这样重复好几次。

强迫我们下跪，架喷气式，那又是后来的事了。周从义批判我们时，还只是让我们“捞稻草”的阶段。

批判会快要结束时，大约是夜里10点，粮食局榨油厂的职工李正才站了起来，一边批判魏开祥，一边质问我：

你晓得你的黑干将魏开祥是怎样迫害我的?

我说不晓得。

你一样都晓不得!他说着就抄起一条凳子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凳子打在旁边的柱子上又弹在我头上，血一下子喷老高。

李正才一看，马上就溜了。其他在场的几个参加批判会的造反派，也都被吓跑了。只有老魏和副局长郭正安过来扶住我，我用手掌紧紧按住伤口，血顺着手臂往下淌。

老魏和郭正安扶着我准备去医院，刚走出门口，突然一个高大的黑影迎上来，当胸狠狠打了我一拳，我一下子倒在地上，晕过去了。

后来造反派组织还追查过这件事。当时毛主席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武定中学的红卫兵还以丁民为代表来家中看望过我，算是慰问。

李正才吓得跑出去什么地方躲了两个月才回来。那个高大的黑影，一直都没弄清是谁。

晕了几分钟后醒过来，老魏老郭送我到县医院，值夜班的是他们的副院长张朝富，是个苗族干部。那时，他也是个被批判的走资派。是他给我处理的伤口，缝了16针。不知他是不是有意的，给我作了全包扎，整个头都缠满了纱布，就像电影里常见的国民党伤兵，看起来伤的很重。回到家时，把我爱人吓坏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被勒令到县委会的食堂去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才去站了不一会儿，我爱人就进来对主持会议的造反派说，像这样还要批斗，是不是一定要整出人命来才算完?造反派们商量了一下，就让我回家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有被勒令去接受批斗时，我就向造反派请假，有时是我爱人去请。看我包扎的那个样子，造反派们也就破例地准假。我就这样包扎了好长时间。

四

那时我们不仅要接受县城各单位的批斗，有时各公社也会有造反派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我们当然也得去。起先只是县城附近的一些公社大队，后来就是很远的公社也有勒令来。我记得较早的一次是去县城附近大约10公里的城关厂接受批斗。这是一个叫曹国柱的民办教师主持召开的批判会。

陪我去接受批斗的是杨玉明，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批判会的有城关厂的几十个群众，但只有曹国柱一人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其他人只是静静地听，他的批判发言也只是照着一篇稿子念。

批判的内容中有一条是特殊化，他说的特殊化，是指我的几个侄儿在父亲饿死后来投靠我，我把他们安排在了城关厂做农民。

在批判会上，城关厂的生产队长还为我说了好话，他说执行资反路线是要批判，但是安排侄儿到村里一事，事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同意的，而且对这件事他们也是喜欢的。三个侄儿都是壮劳力，他们还将一个眼睛有点残痰的孤儿撮合给其中的一个侄儿做老婆，算是解决了村里的一个大问题。

批判会后，队长还主动提出要带我去看看我的侄儿们，我本来觉得这个时候去不太方便，他说不怕，陪着我去。

后来去接受批判的地点就越来越远了。有一次，离县城50多公里的猫街公社的革命群众张贴出海报，“勒令”我们去接受批斗。

猫街的革命群众主要是批判我们县委派出的工作组，1960年在当地搞“改造落后”运动时，搞高指标，强迫命令，甚至吊打群众。有人揭发说，当时的工作组组长罗在兴同志(县检察院的检察长)，绳子就挂在腰上，动不动就捆人打人。群众还揭发工作组在生产上瞎指挥，给生产带来损失，甚至逼死人命。

这些我都是有印象的。当时我们响应州里的指示，在农村搞“地拱子”，搞“双龙出海”。“地拱子”就是深翻，“双龙出海”就是密植。具体地说就是耕地要深挖一尺以上，插秧要插双行。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深耕密植，要通过这个来增加粮食产量。

为了推行“地拱子”，我们还搞了一种特制的犁，可以很深地插到地里。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牛拉不动，拉不动就搞双架牛，两头老水牛来拉犁。牛被打急了拉起来，犁手又按不住。那就在犁把上加个横杠，4个人按着。一天犁下来，都是枪法不错的猎人。

反正也没有事，我跟着他去了。

长满灌木的山坡很不好走。队长要我拿着电筒慢慢地移动，朝远处照。队长说，照到了花脸狸，它的两只眼睛就会亮晶晶地反光，而且电筒光也会使它犹豫一下，这时就正是开枪的好时机。

就在这一带了。队长说。我慢慢地移动电筒朝远处照，队长就抬着火药枪站在我旁边。似乎看到了草丛中有个亮点，还没等我弄清究竟是不是石片反光还是有露水的树叶，队长的枪就响了。

着了！队长叫了一声，接着就听到有什么东西顺着草坡滚下去。

接下来在队长家住了两天，吃那只花脸狸。虽然每天无事，又有野味吃，但县里处处在革命大批判，我在乡下也心中不安，逍遥不起来。

回来的时候，队长又砍了好多甘蔗要我带走，这是新推广的良种甘蔗，很甜，皮又很好剔，但我只能带一小部分。一个是路远，一个是我还盘算着，路过那个苗族人家时，还要向他买一些酸罐梨。

那个时候，火柴肥皂都又要凭票供应，水果糖虽然不凭票，但很少见卖。我想给家中的4个小孩带点好吃的回去。

起先那位苗族老乡不愿收钱，就几个梨，喜欢吃就拿去。我说不收钱我就不要了。他才收了钱。

背着沉甸甸的甘蔗和梨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这次到东坡接受批判，倒像是到乡下度了一回假。风吹得满山的

松树簌簌地响，听着林涛声，心里说不出的愉快和轻松。

这种逍遥的日子并没有多久。“支左委员会”成立后，不仅要我们靠边站，接着还要扩大战果，要把我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支左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叫朱先民，是某炮团的一位营长。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在动员深入揭批我的大会上，竟说我连走路都像个坏人。我走路是有点特别，埋着头大步朝前走，两手的摆动也比较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样深入揭发批判，对我们的体罚就升级了。

有一次批斗会，在县大礼堂举行，好像是划线站队的动员会。那时候每一个重大的活动，都要先拿我们这些先前的当权派去大批狠批一通。那天被批斗的，除了我外，还有财贸部长和汝才，副县长普光照。

会议一开始。造反派们就两人架一个将我们扭手架到台上。我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牌子，就像被公审的犯人。牌子上，淋漓的墨汁写着我们的罪名和姓名，我的牌子上写的是“三反分子高中德”。这“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汝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是禄丰县人，家庭出身是地主，他母亲在大跃进时被抽去修水库，被放炮炸起的飞石打死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时他并没有回去奔丧。到了1964年，他回家探亲，才和亲友一起去给他母亲上了一次坟。这事后来被造反派知道了．就给他列了这么一个罪名。造反派认为老普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就在他的牌子上写上“大毛驴、大流氓普光照”。

说你是三反分子，你就是三反分子，不管有没有事实，也不管你认不认。当时连刘少奇都已经打倒，被称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你算老几?

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在武定却是全县最大的走资派。那时造反派们也编了一首歌到处传唱，歌里有我的罪名：

(唱)：高中德，坏东西，

隐瞒罪恶混进党里，

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打着红旗反红旗。

革命人民饶不了你，

誓把你高中德打翻在地。

(齐呼)：打翻在地！打翻在地！

我的大儿子在近城小学读二年级，他们的班主任王汉在班里教唱这只歌。小朋友们眼睛看着我的大儿子，兴高采烈地唱。我儿子犯了犟脾气，就是不跟着唱，被班主任用铸条做的教鞭劈头抽了一下，他还是不唱，也不哭。

这次批斗会，造反派们对我们下了狠手。起先是扭住我们的双手不断往后抬，同时揪住头发尽量把我们的头压低．后来在我们的膝弯上踢一脚，把我们踢跪在台上。就这样折磨了我们近两个小时。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我也就学了师纪达的样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一喊，其他两个人也跟着喊。我们也豁出去了，大叫：“要枪毙你们就枪毙吧。你们拿得出什么事实来?”

批斗会结束后，我们的腿又酸又痛又软，没办法走回家去。三个人坐在大礼堂门口的石台阶上，休息了半个多小时。造反派们也觉得这次整我们太狠，怕我们会有人自杀，一直派人跟在身边。

后来回到家里，押送我回来的造反派对我爱人说，人交给你了，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我爱人说，要负责你们负责，你们把人领走好了。我心里想，老子不会死，就怕被你们整死。

口述者：高中德，1929年生，1948年参军，1964年任云南武定县县委书记，1987年任楚雄州政协主席，现离体。

资料提供者：高波，教师，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