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胜

1998年7月，我毕业于洛阳农专，一所很不起眼的专科学校。12月初，我拿着人事局开的分配介绍信到某乡政府报到。被告知半年内缴上7000元上岗费再作研究。我的父母亲都已六十岁了，供应我上学卖鸡蛋贩青菜牙缝里抠钱已非常艰难，现在让他们向哪里去弄7000元钱?借也无门啊。在我们全家为筹钱愁眉苦脸的时候，一个远房表叔来到我家说：“有个活不知您愿干不愿?半年内一定能挣7000元。”父亲一听，霍地站了起来：“啥活俺都愿意。”“去捡破烂。在城里捡破烂很挣钱的，我给您找地方。”我挡住苍老得已浑身是病的父亲，在母亲的泪眼蒙胧中随表叔去了河北的邯郸。

捡破烂第一天邯郸城因为我被翻了一遍

表叔把我送到邯郸城郊的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很大，住着五十多口子捡破烂的男男女女。表叔把我介绍给一个姓张的师傅，我喊他张叔。张叔把我安排在他屋子里。给他晚上暖脚，就是我俩挤在一张床上。表叔把我安排好后，向张叔说了一些多多关照的话就乘车回去了。歇了一夜，天明吃过饭，张叔扔给我两个化肥袋子：“出来就是挣钱的，捡去吧。”

我掂着两个袋子向城里走去，一路上把头埋得很深，我不敢抬起头来，我觉得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我指手画脚“看，捡破烂的。”我的脸火辣辣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样游荡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我终于咬咬牙站在一个垃圾箱边开始低着头扒找。突然，我的头一疼，同时听到一个小男孩子笑着喊：“这个易拉罐给你，臭捡破烂的。”我看到一个拉着妈妈的手一蹦一跳的快乐的小男孩，一股巨大的悲痛从心底涌起，我一口气跑到城外的一个桥下，趴在地上放声痛哭了起来。寒冷、饥饿、痛苦使我变得麻木，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就是这个孩子吧。”我被人推醒，“你是叫红兵(我的小名)吧？”借着照到桥下的路灯光我看见两个和我穿得一样破烂的老大娘，我迷惑地点点头。“啊，终于找到了。快，俺俩把你送回去。”在回去的路上，又碰到了好几位捡破烂的人，两位大娘都招呼他们回去不要找了。显然他们都是在找我。回到我的住处，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大杂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其中的一个大娘说：“都去找你了。初来乍到的，别走得太远了。你这个杂院的都去了东城区，反正快天明了，也不去喊他们了。”两个老大娘又安慰了我两句就离开了。我站在杂院里一直等到天亮，一拨拨找了我一夜的人都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陆续回来了。个个见了我都是说些诸如“刚出门要记着点路”、“别走得太远”一类的话，因为我熬了一夜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说句难听的话。相反，有人看到我满脸的不安和惭愧，还反过来劝我：“小伙子，别见人就‘谢谢‘谢谢的酸腐气，谁出门在外没个灾的难的?”等人都回来后，我却发现张叔还没有回来。有一个大叔告诉我：“老张头去别的几个大杂院了，邯郸城总共有四个咱这样的院子200多口人，昨天晚上等到你半夜还没回来，老张头就去通知了别的院子，一个院子负责一片地方全部捡破烂的人都去找。多亏你穿了件烂运动服没有重样的，否则你刚来一天谁认识你?不是给你吹的，昨个夜里邯郸城被翻了一遍，别说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老鼠也能翻出来。叫人家帮罢忙了，老张头去招呼一声，一会儿就回来。”

那一天，我一直心潮澎湃，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捡破烂的群体，一群被社会讥讽、嘲笑、看不起的人，竟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团结信任演绎得如此感人肺腑、惊天动地!当天我就拿着袋子坦然地去捡破烂了，谁有资格瞧不起捡破烂的人呢?

把骨灰盒送给了失主我挨了两巴掌

阳春三月的一天晚上，大杂院的人都正在吃晚饭，杨大妈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她放下袋子就喊：“都来看看，我捡了个好看的箱子，还不知道里面装的啥哩。”正在吃饭的人“哗”地围了上去。杨大妈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古色古香、很精致的木箱子。“上面还写着字呢!让学生看看。”我凑近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上面写着“x x x之父”字样，“是骨灰盒!”我失声喊道。人一下子散去，杨大妈的脸色也倏地变得煞白。出门在外的最忌讳碰到这类晦气事。杨大妈恶狠狠地一脚把骨灰盒踢了很远：“谁家的子孙，把他老爹随便扔。”我慌忙把骨灰盒捡起来，问杨大妈在哪儿捡的。“解放路口。”杨大妈扔下一句话就回屋去了。我找张报纸把骨灰盒包住就携着上了街。无论是什么原因丢了骨灰盒，主人发现后都会急得要疯。我快步走到解放路口，刚站那儿就见到几个焦急的人正在一路寻找着走来。我慌忙把骨灰盒放在地上，拿了报纸准备离开。“那不是吗?”一个妇女首先发现了。几个人忽地跑到骨灰盒前，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抱起骨灰盒哭了起来。“刚才你怎么抱着?”那个妇女质问我。我急忙解释：“刚才这个盒子在那个墙角暗影里。”我指了下旁边的墙角，“我觉得会有人寻找，就把它移到这路灯下。”“放屁，看你这个样子就不足啥正经人，准是你趁我们搬家时混乱偷出来的。”那个妇女一步跨到我面前对着我骂，唾沫星子吐了我一脸。我转身想走开的时候，被另一个眼睛哭得红肿的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刮子。我的怒火腾地升了起来，死死盯住面前的丫头真想撕了她。“你走吧，小伙子，怪我们一家人不好。”站在旁边的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胳膊，然后又对着那位姑娘说道：“找到了就好，别惹我生气了。”我气鼓鼓地离开，忍着腮帮子的灼痛噙着一口腥苦的血。

从鱼嘴里抠出500块钱我请客找不着酒店

五月初的一天，我在一个家属楼下的垃圾箱里扒拉着，看见一条发臭的大鲤鱼嘴里好像塞着什么，我伸进去两个手指头夹出了一个小塑料包，里面竟然裹着500块钱，5张崭新的百元币!在小说电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有人送礼把钱装进茶瓶里夹在礼品盒里塞入鱼肚里的荒诞事竟被我撞见了，更为荒诞的是受礼的人没吃鱼扔到垃圾箱里却让我得了个意外之喜。我当然很高兴，想想出来也快半年了，已挣了八千多块钱也快该回去了，几个月里没少麻烦大杂院的大伯大叔大妈大婶老大哥大嫂子们，一旦分别还不知哪年哪月再见上一面。不说怎样答谢他们总该请一顿意思意思吧?就按这500块钱铺排吧，我甩着手中的票子做好了打算。

第二天一早，趁大杂院的人都吃早饭的时候，我宣布请客。大杂院一下子沸腾了，几个年轻些的高兴得把我的肩膀拍得生疼。我让他们先候着我去联系酒店。“干啥?你包桌?”酒店的坐台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像听到了地球要爆炸一样惊讶。“别做你的白日梦了，出去。”引得旁边的一些小姐喳喳乱笑。这还是好的，有的酒店根本不让走进大门，离大门还有一段距离就听见斥责：“去去，到别的地方捡破烂去。”连续找了六家酒店，挨了六次斥责和嘲笑。最后我用电话向一家酒店预约酒席，但当对方听说顾客是50多口子捡破烂的人时，钱给得再贵也不答应。没办法，我只有到菜市场买了100多斤猪肉。用三轮车拉到大杂院里煮肉吃。那一天，大杂院里香气缭绕，笑声阵阵，社会底层人有底层人的快乐。

五月底，我回了家乡。面对着乡领导不屑的目光和贪婪的嘴脸，我突然决定不缴上岗费了，半年大杂院的生活使我换了个人儿似的，当初柔弱自卑的我变得坚强和自信了起来。不缴上岗费，我难道就找不到工作?我在努力着。

(陈志刚摘自《当代青年》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