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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伏牛山走出来的军旅作家

2000-11-04

青年文摘·上半月 2000年3期

阿 徐

世上没有不可改变的事,命运攥在你自己手里

阿徐,青年军旅作家,出生在河南省西峡县桑坪镇农村,仅有小学学历的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自学,在人们的惊叹中实现了一次次的人生跨越,目前已在全国各地报刊、电台上发表了1000余篇200多万字的新闻、文学作品,获奖作品《女兵十八九》等3本专著在军中广受好评。

伏牛山下,我投出263篇稿子

1983年10月31日,13岁的我噙着泪水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河南省西峡县桑坪镇中学初一班的老师和同学们,担着破旧的被褥,顶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回到了那个距县城140华里至今尚不通汽车的小山村,与16岁的大哥一起挑起养家鍸口的重担。终日躺在病床上的父母,正在上学的三个弟妹,从此依靠我俩来养活。

自此,放牛、种地、扬场、卖柴、烧炭、采药……一个山里农民一生所经历的所有苦活累活都陆续落在了我那并不结实的肩上。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得我透不过气,却没有压垮我的意志,我牢记着十分疼爱我的初中班主任史建平老师临别时对我讲的话:“辍学并不可怕,只要有志气,命运可以改变。”我凭着11岁代表全镇小学生去县里参加作文比赛的“资本”,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写作生涯。

那时,我点不起2角钱一斤的煤油,就从山上砍下“松树明子”(带松脂的松树枝)照明。借着“松明”烟熏火燎的光亮,我通宵通宵地读书。整夜整夜地写作,每天早晨,再挖着黑黑的鼻洞,揉着积满眼屎布满血丝的眼睛下地干活。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不争气的身体经不住白天干活夜晚熬夜的折腾,我几次三番晕倒在田间地头。从没出过镇外一步的父母既疼又气,对我进行了强硬的干涉。母亲说:“村里那么多高中生都在家挖泥巴,你一个小学生想在报上登文章,真是想让太阳从西边出来,那可能吗?娃儿,别胡思乱想了,安心种庄稼吧。”父亲骂我:“你成天写,写,写了多少纸,写了这一年多,人家给了你个啥?以后再见你写,我砸断你的手指头!”

我不认命。为了能继续写作又不被父亲“砸断手指头”,我与家人展开了“游击战术”。每天晚上一吃完饭,我就早早躺下睡觉,等家人都睡熟后,再悄悄穿衣起床,用被子把窗户堵了,点上松枝开始读书写作。

八百里伏牛山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松枝为我夜间读书写作提供了条件,但也让我付出沉重代价,忽然有一天我感到看书模糊不清,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别说没钱,就算是有钱,在农村配一副眼镜戴,庄稼人也会把你笑死。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我的眼睛熬坏了,那不仅会招来责骂,而且我的写作生涯也会从此断送。于是,我就尽量争取白天的点滴空闲时间学习,然而农村里的白天永远没有空闲,一放下碗筷,父兄就会安排我干这干那。那些年里,我日日盼望老天下雨,因为雨天无法下地,我就可以躲在小屋里读书写作了。然而,雨天毕竟有限。我只好利用吃饭、蹲茅坑的时间看书。端一碗饭躲进小屋边吃边看,常常是书看完了,饭也吃凉了。在茅厕里一蹲几十分钟,一本又一本的书就这样读完。长期蹲坑读书导致我患了习惯性便秘,到如今天天靠泻药解手,使我苦不堪言。

为了买书,买稿纸,买信封邮票,为了改善家里的窘境,我跟大哥一起上山打柴、烧炭。拉着千余斤的一车柴,行走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像拉着一座小山,我的腰只得几乎贴在地上,两条细腿直打哆嗦,腿肚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一瓣一瓣四下里溅落。烧炭的日子更是艰辛,踩着没膝的积雪,砍倒一棵棵碗口粗的大树,削枝,截节,一趟又一趟扛到炭窑旁,手上磨破的血泡染红了斧把,超过体重一倍的木头压肿了肩膀,雪水、汗水湿透了全身.即使累得精疲力竭,也不敢停下来歇息。因为稍一歇下来,便会被冻僵。寒冷像鞭子一样,抽得你必须像一个陀螺不停地转。最遭罪的是出炭。炭窑的四个门像火龙王张着的四张大口,一齐往外吐着火舌,脸被烤得针扎般疼痛,全身似乎要被烤熟了,手和脚恨不能插进泥土里。一窑炭出完,我的嘴唇上裂开了道道小口子,朝外渗着血珠儿,两耳轰鸣,眼里金光四射,喉咙里像是塞进了一团棉花,发不出一丝声音。

苦力钱尽管难挣,可除了维持一家柴米油盐和供弟妹上学的开销之外,我还是积攒了近20元钱的“私房钱”。我决定带上我的“作品”去一趟县城。母亲再三劝我不要去“白浪费钱”。可是,一股激情在我的胸中涌动,我理解父母,但不甘心这样活着。

1984年的农历正月初七,14岁的我,毅然第二次挤上了发往县城的班车。在县城的一个星期里,我白天找文联、县广播站的编辑看稿、请教,晚上在街上踯躅、游荡,蜷缩在汽车站废弃的车厢里过夜。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吃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冷饿交加的滋味,令我至今想起就身上发颤。可我一直把它当做一笔财富,一种鼓舞。

苍天没有辜负我的心血,1985年2月5日,在我写了两麻袋稿纸投出263篇稿子(其中两个中篇各6万余字)石沉大海之后,“芝麻终于开门”,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那天的《河南日报》上,我欣喜若狂,捧着报纸看了不下20遍,激动得一晚上睡不着。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我的名字频繁在中央、省、地市报上亮相,县广播站几乎每天都有我的稿子播出。

数万名士兵中我最先当上军官

1987年10月,我毅然报名应征入伍。那时,我已被招聘在广播站当编辑。那一阵,漂亮女子走马灯似地出入我家。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病情也一下子好了许多。她坚决不让我去当兵。她说:“你现在已经是‘公家人了,一个月有几十块钱工资,恁多女娃围着咱家转,订个媳妇儿,多好!”

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我的梦想在山外,在另外一片我的父母及乡亲们的目光无法触及也无法到达的天空。

就在我为眼睛不够条件被拒之军队大门之外而一筹莫展时,有人介绍了我的“特长”,接兵首长(后来我知道他叫邓子坤,湖北人)翻完我那一本刊稿剪贴,只说了一句话:“这兵,我们要了!”

我如愿以偿穿上军装,来到了晋西北的一座军营。经过三个月艰苦的新兵训练后,我被调进团政治处搞报道。

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没日没夜地采访写稿。我不看电影,不打扑克,夜里12点以前不上床睡觉。在当时的新闻干事彭小国的帮助下,掌握了军队报纸的特点。当兵第一年,我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104篇稿件,年底,我从军里扛回了一面锦旗,这是这个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新闻报道在军里拿第一。为此,我光荣立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我因在军内外报刊、电台发表数百篇稿件和参与宣传推出两个被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荣誉称号的重大典型有

功,被破格直接从上等兵提为少尉军官。

那年,我刚满19岁。我是所在军队当年度士兵中惟一一名当上军官的人。

就在人们劝我该知足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决定:考军校,上大学!

一个仅上过两个月初中的小学毕业生要考大学,听起来真是天方夜谭。知道我“底子”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小子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就连最支持我的史建平老师也觉得不现实:“从头学初、高中的数理化,谈何容易啊!”我的领导更是难以理解:“你已经是干部了,上不上学关系不大,何必自讨苦吃!别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明白领导是怕我弄坏了身体又影响工作。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既不能影响工作,又不能弄坏身体,还要考上大学,这确实是难乎其难。

经过三天三夜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选择了从零开始,执著地捧起了初中的课本。我深知,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

我写信给我的老师和亲朋好友,让他们寄来初、高中的课本和复习资料,从初一的代数开始,从A、B、C念起。所有的学习都是在夜间完成。所不同的是,部队的夜晚有明亮无比的电灯,我再不用担心松枝的火焰会烧焦我的头发,熏疼我的眼睛。两人合住的寝室里,贴满了记不住的英语单词和公式、符号,早晨一睁眼,就神经质般地对着朗读。我深深感谢驻地学校那位姓周的老师,无论是风雪交加的冬夜,还是酷暑难耐的夏天,我无论什么时候敲门,她都会热情地给我辅导和指点。经过两年备战,1991年7月,我参加了南京政治学院的招生考试,然而,等待我的却是名落孙山的打击,但我没有气馁。花开花落,很快又是一年。1992年9月,我终于考入了西安政治学院。站在学校的大门前,我哭了。没上过初、高中的我,成了家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记得我在给我的班主任史建平老师的信中写道:“您的话是对的,一个人只要有志气,命运可以改变。”

谈情说爱是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看着节假日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女成双结对出没于花前月下,我不可能不心潮澎湃。当时,我完全有恋爱的实力。那时我每月仅稿费收入就在千元以上,在低工资的1992年无疑是部队的一个“大款”。但我最终克制了这种诱惑。我不愿丢失汲取知识的大好光阴。我的大学生活过得紧张有序。别人打老K,我复习功课;别人看电影,我写稿子;别人遛马路,我泡图书室。两年下来,我平均每门课程都在80分以上,被评为优秀学员,并且发表了200多篇各类文章,仅稿费就挣了3万多元。毕业时,我被校方留下来当了一名期刊编辑。

留校工作一年之后,我感到自己的性格和追求已不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我不喜欢慢腾腾的工作节奏,我对当编辑不能在其他报刊发表文章想不通。我喜欢仗义执言而又不能得到理解。一时间我心里很压抑。

1997年3月,我利用休假时间,带着我的两本著作和一大摞作品剪贴闯入北京。几天里,我扛着几十斤重的刊稿剪贴,穿梭于北京所有军事单位,给大军区和各兵种的领导打电话毛遂自荐。然而,小领导做不了主,大领导无法见到。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失望。加上吃不好睡不好,我的嘴里大片大片溃烂,每天疲惫得挪不动脚步。然而我不屈不挠。有一天,我意外地打听到了武警总部的总机电话,遂向总机自报家门,试着让接政治部主任的电话。真是没有料到,一个大军区级的中将主任,不但接了我的电话,而且耐心听完我长达数十分钟的自我介绍。之后,他让我带上作品去见他的宣传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看了我的作品后,二话没说,当即让我填写了一份履历表。这以后顺理成章,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从西安调进了北京。此时此刻,当我坐在首都某总部气派的18层办公大楼里写这篇文章时,窗外阳光明媚,我心中感慨万千:一个人历经苦难,没有什么,只要你执著顽强,不向命运低头,会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机遇。

请相信:世上没有不可改变的事,命运攥在你自己手里。

(郑志伦、李二东摘自《当代青年》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