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杜恩龙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戏曲和民俗研究专家，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嗜书如命，只要是自己需要的、喜欢的，就不惜一切代价尽情搜罗，求全求精。

继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军事侵略。经我三个月的抵抗，最后一批军队撤离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公共租地和法租界以外的其他地方全部被日军占领，人们称这块被日军包围的地方为孤岛。当时郑振铎正在 上海暨南大学教书，许多朋友纷纷逃离上海，他们也劝他早日离开这里，可他一直留了下来，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抢救古籍。

江南历来是我国图书收藏重地，尤其是江浙一带，图书收藏富甲天下，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楼大多出自这一地区。凇沪战役失败后，这一片钟灵毓秀之地沦于日军铁蹄之下。由于战乱，江南大批公私藏书遭劫，流入市场。一时间上海古书肆出现许多珍孤本古籍，许多北平来的书贾们日日盘桓其间，遇到善本即挟之北去，许多日本人以及汉奸也在大肆搜掠。

郑振铎一生最喜欢的就是书，对书简直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为书他一生不知发过多少愁，作过多少难，当然也获得了无穷的乐趣。他曾描述过获取好书的感受：“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样的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脏都塞满了，再也容不得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

目睹孤岛古籍劫难的情况，郑振铎忧心如焚。开始只是以自己绵薄之力尽心购买，但财力太有限了，为抢救一本新发现的古书，往往要卖掉其他心爱的古籍，这简直是剜肉补疮。在抢救一本《古今名家杂剧选》时，由于拿不出巨额资金，又怕流失域外，他不得已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陈立夫发电，请求出资购买这一国宝。十分幸运的是，陈立夫竟然答应了这一请求，使这一国宝得以保全。此书共有64册，包含242种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有29种是元人所作。郑振铎认为这一发现不亚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他十分兴奋，“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后来连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也不知丢在哪里了。

由这一事件得到启发，他决定联合上海的文化名人向重庆的国民政府请求秘密为国家抢救古籍。他同好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元老、董事长张菊生，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等商量后，大家一致同意效力。这些有威望的大学者秘密发起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向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连发几个电报，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强烈请求政府出资由他们代为收购。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开始复电要他们自行筹款，后经他们复电请求，朱家骅又同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慰堂）商量决定，先将中央图书馆的建筑经费约法币百余万元用于此项开支，陈立夫也表示同意，并派蒋复璁专门由重庆到上海同他们协商收购事宜。1940年1月13日蒋复璁到上海后，经过协商，决定由郑振铎和原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负责采访，张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柏丞负责保管经费。为了安全，郑振铎提出此项活动必须严格保密，以防敌伪察觉；同时，经手经费必须万分谨慎，以防别人说闲话。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只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藏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另外凡市上零星孤本善本也尽收之。

眼看自己的设想就要实现，郑振铎十分兴奋，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在实际抢救过程中，郑振铎负了大部分责任。他不分昼夜地到处搜集有关信 息，自1940年春天开始，到1941年的冬天，前后不到两年的工夫，他们查明苏州刘世珩玉海堂、邓氏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适园、陶氏涉园、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的藏书，尤其是刘氏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较多，仅宋元刊本就有七八十种之多，明刊本有2000多种。他们收购了大量书籍，其中可以进入高标准善本书库的就有4000多种，已经抵得上当时北京图书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善本书库。后来郑振铎说：“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都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经过细致的工作，他们初战告捷，一举拿下书贾们觊觎已久的苏州玉海堂刘氏和群碧楼邓氏的藏书，这是江南藏书之中散出的最精的，数量也较大。书贾们感到敌不过他们的力量，转而将他们搜集到手的善本书也向同志会出售。郑振铎整天忙于接待书贾，他借鉴了“千金买马骨”的方法，书贾们送书时即使没有自己喜欢的书也选购几本，此法果然有奇效。书贾们从许多地方源源而来，为他们抢救古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救出了北至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到汉口的许多古书和文献。郑振铎自豪地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的，他们才有机会拣选。”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将所收购的图书大多存放在爱文义路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法宝馆内（一部分存放在自己家中）。当时主要考虑到此地乃佛教居士聚会之地，便于掩护，后来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佛教净业社周围的其他地方都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

1941年7月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预防万一，他们经过精选，将最珍贵的80多种古书于7月24日交由徐森玉经香港带往重庆。据后来去台湾的蒋复璁说，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珍本库中的大部分即为同志会所收。其余一部分明刊本、抄校本共3200余部，也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由他的好友许地山收下，准备设法转往重庆或运到美国暂行存放。不料刚刚装好箱，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来许地山又不幸逝世，这批图书沦陷于香港，郑得知后痛不欲生。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美方屡经交涉，才根据郑振铎的藏书章从日本接收回来。在“法宝馆”存放的其他古籍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之后。同志会收购的书籍陆续入藏南京中央图书馆，国民党溃退时除一部分宋元善本（共计14万册）用潜水艇运到台湾外，其他未及寄运走的善本都留在了大陆图书馆。

当时从事这项工作是十分危险的，用郑振铎的话说：“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但他们仍然冒着种种危险工作着。郑振铎等同志会的人经手的公款达百十万元，但他们一心为公，十分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款项，所有的车船及联络经费都由他们自己支付，从未动用公款一文，其高尚的爱国情操着实令人敬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沉没，他们的抢救文献活动被迫停止。为防万一，郑振铎开始紧张地转移存放在自己家中的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善本书。一部分就搬运到法租界的梁俊青家，后来又不得不把这些书转移到徐森玉的妹夫诗人辛迪家中。另一部分连同同志会的所有账册、书目等存放在张乾若和王伯祥家，将一些不重要的账目和书目存放在来薰阁老板陈济川处，还有一小部分存放在张芹伯、张葱玉叔侄处。在转移这些书籍时，为避免引起日伪注意，他动员身边所有的人，包括妻子孩子和几位店伙计，大家一起大包小包地搬扛，整整干了一星期才搬完。1942年3月左右，传说日本人要挨家挨户搜查图书，凡藏有宣传抗日爱国书籍的，就要被捕，甚至被杀。为了免祸，家家户户在烧书，郑振铎也不例外，不得不将自己苦心经营的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烧掉，但同志会的书则完好无损地逃过了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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