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峰

余杰的文风属于口无遮拦一类，没有论者惯用的那种前顾后盼的扭捏作派，你觉得话该奔哪儿去，他逶迤而下，随后也就到了，不会带给你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滞涩感。老练些的文人，其间就不免要打几个顿，或卖个关子，作大家心照不宣状，在余杰，便一捅到底了。这是直，或许跟年龄有关，不是有人标举什么“中年写作”吗，准此，我们不妨谓之“少年写作”。惟其年少，锻炼之功尚欠火候，直之外，就捎带露出一些毛病，举其荦荦，约有两端：其一是袭用，其二是讹误。思想著述，来日方长，有改无勉，余杰姑妄听之。

刘绍铭先生在《万象》第一卷第七期《剥皮的艺术》中对余杰文章引用外国作品“例不落注”曾进一言，以为“这些引文，自己译的，要交代。人家译的，更要交代，否则就是‘掠人之美了”。国内学者引用译著，依惯例大都不标译者，不独余杰为然，而余杰“例不落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译文方面，有些笔墨恐怕有袭用之嫌：

《心灵独白》（三）第五十四则（载于《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版，以下所引余杰文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书），在援引费正清关于北京建筑对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意义的论述后，余杰有数百字的引申与发挥，而该段文字无论立意、援例、遣词均与何新《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一文（原载《书林》一九八八年第六期）逼似。何新原文如下：“事实上，直到今天，国外旅游者仍然不能不对北京城建的宏伟布局及其象征意义表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