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爽

在全国的学生们都在放寒假，过春节的时候，内心中最忐忑不安的要算是即奖大学毕业的学子们了。大学毕业找工作——这对谁都是大事。考研、出国、进团、“漂”着，是现今专业艺术院校本科生不得不面临的几种选择。

总体而言，每年专业艺术院校的那几百个毕业生相对于全国各地的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可各个院校的毕业生依然说找工作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学校这样说

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毕业分配上有相似之外：毕业生愿意留在院校所在地工作，而对外省市的一摞摞需求信息基本上无人问津。如果能留在院校所在地的乐团最好，可现在北京、上海两地的乐团编制大都已趋饱和，其在职人员也大都坐业于这两所院校，所以进团还是挺难的。这也就是众毕业生所说的“找工作难”的具体含义。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处处长逄焕磊和杨玲同志介绍：传统意义上，用国家干门路指标来衡量就业率高低的做法，不太适合中央院的情况。近10%的学生出国；6%-10%的学生考研、保研；再加上不少毕业生宁可在北京“漂”着——或临时受雇于某个乐团，或教一、二十个私人学生，也不愿意到地方院团去获取干部指标，使中央院的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才60%，可实际上毕业生的从业率达到了100%。没有工作的毕业生，收入可能比找到工作的人还高。毕业后从教也是不少学生的愿望，但受进高校须有硕士学位所限，使得这一愿望的实现困难不少。

上海音乐学院朱钟堂副院长介绍，如果学生愿意不把专业当职业的话，找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今年上海放宽了就业政策，以前在上海求职必须有的留沪指标今年取消了，派遣证也取消了，这都使就业面更广了。另外，这几年上音本校的考研人数明显增多且上榜率越来越高，学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英语、政治这两块“绊脚石”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西安音乐学院的情况与北京、上海有所不同。据该校管弦系主任杨宠伟介绍，总体上讲分配状况不错，就业范围较宽。特点之一是不少毕业生成为了中小学音乐教师，除了完成音乐课教学任务，还有辅导乐队的任务。不过，进专业团体还是学生的首选取，但陕西省的文艺团体有这样的矛盾：乐团数量少实际上又缺人，可编制往往满员，于是毕业生还是进不去。

沈阳音乐学院也有其特点。该校学生处处长严德敏介绍，该校毕业生对毕业后去向按这样的顺序选择：一，考研或进京工作；二，留校任教；三，专业艺术团体；四，沿海发达城市。毕业生愿意教书但只愿教大学，不愿教中小学，而中小学也不愿要他们。

学生们这样说

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华兴（青交首席小号）：在北京上了10年的学，我的朋友、关系网都在这里。到了其他地方，我甚至沈得语言都不通，第一不能心急，第二有本事很重要。我不太喜欢“漂”着的做法。那不是太满足现状，没有追求了吗？而且，只有专来平平的人才会是这种选择。

中央音乐学院崔鸿嘉（国际管乐比赛获奖者）：我前面的路挺宽的。北京的乐团我考上了，世界青年交响乐团我考上了，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也已经录取我，我还有留校的可能。我会出国学点国内学不到的东西。而且国人普遍有这种认识（这种认识有问题），只要出了国，不管在外是端盘子还是当厨子，也不管在国外念的什么书，就是“棒”，回国就更好发展一些，我也就不能免俗了。对于教学生，我觉得自己目前还不行，我不想误人子弟。不少人自己专业不怎么样，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就去教学生，我不太赞同这种做法。

中央音乐学院某系毕业生报考了研究生：其实我希望先工作，有些实践经验，再上学进修。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更对口的工作，只能考研。对于出国，我这样看：为出国而出国没什么意思。为了找工作而忘了自己出国的目的，不是很尴尬吗？

现实是这样

社会现实教会了人生生存与思考。学生们的想法、做法自有他们的道理所在。

北京、上海两地良好的文化氛围，良好的音乐环境，使众多的艺术专业学生认为只有在此才可以生根开花。即使是今天给这个团帮忙，明天又出现在另一个团的演出现场，毕业生们也不愿意到某省、某市的专业乐团而一年都没几场演出。中央院杨玲介绍说，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但象山西、甘肃省、河北等经济发展缓慢地区虽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可学生到了那儿没事做，也真是人才的浪费。那是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却是现代意义上的失业。

上音的朱钟堂还谈到有些职业一旦动态管理，象作曲、指挥采用委约待形式也就成了自由职业者，专业乐团可能不会再养驻团作曲家了。那毕业生也就无从谈找工作了。随着发展，就业专业院团等工作会应运而生或大量耐求人才，择业面反而宽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论将来找工作是更难还是更容易，有几点是不变的。一，真才实学，真本事，总会使你有发光的时候。二、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人尽其才同样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