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庞思亚

几天前，一个在西藏生活多年的中国作家对我说：“一旦你踏上西藏的土地，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某种变化。”他把我当作一个例子：“1994年你去西藏旅游，现在你在做西藏文学的博士论文，说不定那将是你一生工作的地方。”那时，我还不太在意，只是隐隐觉得他言之有理。

国内外有着许多人对西藏有着非常理想化的看法。当我1994年第一次去西藏时，所见到的游客都对我说类似的话：“只有在我到了西藏之后，我才发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或是，“西藏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神秘最精神化的地方。”我一向反对对西藏的理想化，一如对任何地方的理想化。我相信只有真正了解、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才能真正爱它。虽然，通常对西藏的理想化大都出于好意，但最后不免沦于自私和危险。称之为自私是因为对西藏理想化的动机在于寻找我们自身的幸福。很多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不满，因而需要制造出一个世外桃源，在其中生命纯洁无暇。他们得到了安慰，然而这也可能是危险的。一旦我们相信那里是完美的世界，我们便会苛求那里的居民必须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须投合我们的喜好，满足我们的想象。然而当我们发现那里的居民并未按我们以为正确的方式生活，又会怎样呢？于是乎，初时出于好意的理想化不免沦于破灭和非难。

我去西藏并未带着任何幻想，也许正因此西藏从未让我幻想破灭。每一次我去西藏，我每认识一位西藏人，我都感觉到那个神秘高原的梦幻，那个令许多人浮想联翩的梦幻，距离现实是多么的遥远。

对我而言，西藏和她的人民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处：他们并非神秘的遥不可及，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不存在什么我们可以用只言片语囊括的单独的唯一的西藏特征，有的只是千姿百态的西藏，个性思想习惯的西藏人。我想，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对西藏的种种笼统化和简单化以及误解都会避免。

在最近这次西藏之旅中，我又认识了新的面孔，感谢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北京大学外国学者学生处及西藏文联的支持，我得以实现这次考察之旅；更离不开两位作者朋友的帮助：扎西达娃和通嘎，不仅为我提供了研究的住处和资料，他们的慷慨和热情使我有回家的感觉。通过与作家、艺术家、学者的交谈，自己对西藏和西藏现代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我的这次考察和我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旨在增进海外对西藏文学的了解。我对80年代的西藏文学进行过翻译研究工作，而这次西藏之行使我对活跃在90年代末的新一代西藏作家更熟悉。

同时，我也亲身了解了80年代的作家近况。虽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继续文学创作，但他们的确继续着他们作为出版者的工作，继续影响新一代的作家群。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施展他们的才华，借助其他一些方式表现西藏，如拍摄纪录片，创作电视电影剧本，策划新的文学刊物，在宗教、科学等西藏文化不同的领域开展研究。

80年代的西藏作家和中国其他的作家一样，曾一度只陷于文学创作。90年代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作家投身于其他活动中。一些批评家为此感到遗憾，但我并不如此认为。在我痴迷于西藏的这些年里，我见过许多人在没有认识的情况下谈论、描写西藏，毫无深度可言。我很高兴地了解到西藏的作家和学者们如今能够向国内其他地方以至世界展现西藏，凭着他们对西藏的深刻了解，他们的责任感和他们对那片土地的热爱。

新一代的作家继承了先行者的天资。虽然90年代的社会不如当年那般看重文学，这一年轻的作家群体仍然投身于重振西藏现代文学，攀登新的高峰的事业之中。

用寥寥数语表达出这次旅行对我意义是不可能的，用语言来感谢拉萨的朋友为我所做的一切,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我唯一的期望是，我的博士论文，此次考察的直接成果，最终能够以他们所应得的方式把上述作家们的作品呈现。

在我与我的作家朋友的交谈中，他们向我吐露他们的一些梦想，大都与西藏文化教育的发展相关。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问起我做完博士论文后有何打算，我自己又有哪些梦想。这次西藏之旅也使我在这方面想了很多。我想一位作家朋友的话很好地表现出我此时的感想。他不久前对我说，“我渡过了我生命的一半为知识分子们写作。现在我想用生命的另一半为人民写作。”可惜我没有从事小说创作的才能，但我确实愿意为西藏人民做些什么。西藏的人民给了我很多幸福，我能以某种形式做一些有益于他们的工作，回报一点点他们所给予我的幸福。

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考虑在西藏实施的计划，如建立更多的乡村小学，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在拉萨设立一个翻译中心，在那里译者们将西藏的书籍译为其他语言，也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成藏文。这不仅仅是我的梦想，也是许多藏族朋友和一些在西藏生活过的汉族朋友的梦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热爱西藏，包括她的美好和瑕疵，我们希望为西藏做些什么。然而“为西藏做些什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西藏需要我。西藏并不需要我。在那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愿意为西藏做事。“为西藏做些什么”对我而言意味着对藏族、汉族和海外怀有同样梦想的朋友们一起工作的机会，那是感谢西藏所给予我一切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