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寿清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道士塔》

这是一个当代青年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诗句，作家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借以抒发对外国列强盗劫敦煌文物的激愤之情。

——编 者

残酷的考察

2000年6月，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发现。作为纪念活动的重头戏，“百年敦煌文物精品展”正在紧张地筹备中。然而，主办者发现，在有记载的敦煌文物中，能称得上精品的文物绝大部分却流失在国外，那里面有大量以梵文、藏文书写的经卷和刻本，还有代表中国古代美术美学极品的数百幅绢画作品。为了丰富展览内容，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批学者前往这些国家考察。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在俄罗斯，这些中华文化精粹陈列在金碧辉煌的博物馆里，前往考察取样的中国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事实——

很绅士的西方学者说：啊，中国的敦煌简直太美了，瞧这些绢画，这是在织物上创造的生命。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唐代的，这是宋代的，这是元代的。你看这释迦牟尼像，他的眼睛会说话，那是你们中国的耶稣。啊，还有这西夏的绢画，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珍品……

亲爱的中国同行，我知道这些文物对于你们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它。要带回中国展出?NO，NO，NO，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学者的理智已经克制到难以复加的程度。但是，我们除了忍耐，没有别的选择。有的老研究员从事敦煌学研究几十年，没想到头一回看到这些精品却是在外国人的博物馆里，他们的心在流泪呀，却还要称赞外国人“对中国文化领悟深透”。

想要取回这些精美的文物，哪怕是租借都成一种奢想。我们的学者只能看，只能在付费之后拍摄一些照片，然后回国根据照片加以临摹。因此，在2000年7月开幕的敦煌文物精品展中，我们看到的许多文物都是复制品。

我们面对的敦煌，是蒙羞的敦煌。

意外的发现

敦煌石窟之所以向世人洞开，不能不说起一个落泊的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 。

王圆录祖籍湖北麻城县，1850年出生于陕西，青年时期流落于酒泉，后加入肃州巡防军，当了一名兵丁，退役后入道修行，到处化缘度日。1892年秋，身为道士的王圆 闯入了佛教胜地敦煌鸣沙山下的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早已没了唐宋胜景，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衰败。

在长达1700多米的鸣沙山山崖上，有上千个石窟，其中有壁画的石窟近500个。最早的石窟始于公元366年。由于多年无人看管，许多石窟积沙封门。王道士就在石窟中栖身，闲来无事就游窟消时。他走一窟就清理一窟，欣赏壁画，采编经书。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雇了位佣工在一间石窟中抄录经书。这位佣工用芨芨草点火吸旱烟解乏，顺势将芨芨草插进裂开的墙缝，谁知越插越深。用手一敲，墙壁居然发出嗡嗡空声。心智颇高的王道士断定墙壁里面另有文章，他们俩人将墙皮铲去，露出一个土块封砌的小门，打通这个小门后，一个塞满各种文书的斗室呈现眼前。那里面居然藏着900多年前的经卷、佛幡、铜像和寺庙僧人之间来往的度牒(文书)，还有一尊彩塑的僧人坐像，他的背后还有一幅色彩艳丽的壁画!王道士修行多年，却对佛经知之不深，但他认为这是“神物”，不可擅动，随即将洞门封了起来。

好显摆的王道士将这件事告诉了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这位汪县令是位好古之士，听说有这等奇事，硬要王道士取出几件文物鉴赏。王道士与汪宗翰是湖北同乡，碍于情面，只得奉送。哪知汪宗翰却是个趋炎小吏，他把拿来的文物当作礼品，交结官场权贵。一来二去，敦煌石窟藏有文物的消息自甘肃流传到关内，连紫禁城也惊动了。

王道士的意外发现，使封闭达980年的敦煌石窟重新彰显非凡的魅力。

流泪的石窟

迄今为止，已经作古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西方考古界仍然地位独尊，因为就是他首先将敦煌文物盗运出中国，由此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敦煌探险热”。

1901年，对中国文化有过系统研究的斯坦因在英印政府支持下，翻越青藏高原，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活动，他的首选目标就是沉寂在戈壁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在经历了近5年的精心准备后，1906年4月，斯坦因沿古丝绸之路一路东进，于次年3月到达敦煌，只身闯入莫高窟。此时的藏经洞已被王道士封门，王道士正远出化缘未归。斯坦因在此逗留期间，亲眼目睹了石窟里精美的壁画，又从一个小喇嘛手里看到了一幅唐代的绢画，证实有关莫高窟藏经洞的传闻不虚。这一次，斯坦因装了一回君子，他没有动手，他已经构思好了获得这些宝贝的程序。

一个月后，出外化缘的王圆 回来了，斯坦因紧随其后再次来到莫高窟，他还带来了一位饱学的师爷、他的汉语翻译蒋孝琬。

“啊，王道士，你有高深的修行却居无定所，我愿意提供一笔钱来帮助你修一座道观。”斯坦因拉拢王道士。

接着谈到正题：“我还可以花大价钱购买你收藏的字画，当然是藏洞中的字画。”

王道士立刻警觉起来。他知道即便饿死，洞中这些“神物”也是不能用来换钱的。他拒绝了斯坦因的“好意”。

但是，“六根未净”的王圆 还是挡不住斯坦因的几句好话。斯坦因对王道士守护莫高窟的功德大加赞赏，又把自己装扮成虔诚的佛教徒，编造了许多离奇的朝佛故事哄骗王道士，博得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锁，拿出几卷汉语写本的佛经，送给斯坦因“研究研究”。突破口掘开了，斯坦因步步紧逼，引诱王道士从藏经洞中取出一捆又一捆经卷和画轴，从中挑选一部分带走，声称“要仔细研读”。临走时，斯坦因给了王道士400两银子算是答谢。

4个月后，斯坦因第三次来到莫高窟。这一次，他露出了本来面目，巧取豪夺，运走满满24箱经卷文书和5箱字画，还有一批价值连城的绢绣作品和佛教器具，总计11000多件，偷偷将其运回英国。1908年，斯坦因回到伦敦，向人们展示了他的盗窃“成果”。为此，他获得了英国国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在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买走5000件文物。伯希和盗取的文物虽然比斯坦因少，但其价值却远胜于斯坦因。因为伯希和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他所挑选的是绝对的精华。这些文物至今还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巴黎的集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停留期间，还亲手对其中的100多个他认为有价值的洞窟做了编号，大有“圈地为牢，非我莫属”的味道。

1923年，当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藏经洞的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的魔爪伸向了壁画。华尔纳使用化学溶液，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再行分离，剥取了多达32010平方厘米的画面，其中包括著名的敦煌壁画代表作《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迎金人图》。

至今，我们在这些洞窟的甬道入口处，还能看见伯希和遗留的墨迹：P·ON1……P·ON78……还能看到320、321、328、329、335等20多个洞窟中华尔纳黑手染过的残破壁画……

敦煌藏经洞原有的50000件珍贵文物，被西方列强盗劫一空，留给我们的只有区区8000件!

我们面对的莫高窟，是流泪的石窟。

重建的敦煌

敦煌莫高窟的重建首先归功于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叫常书鸿。

1935年，正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学的常书鸿无意中从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编写的《敦煌图录》画册，那里面数百幅精美的壁画和文物图像使常书鸿深受震撼。此前，他的法国老师不止一次地说“中国没有艺术，中国没有雕塑，也没有色彩丰富的画作。”而敦煌石窟中色彩艳丽的壁画，呼之欲出的泥塑，有的创作年代甚至早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谁说中国没有美术，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不正是一部中国古代美术史吗!

为了敦煌艺术，常书鸿回到祖国，只身前往敦煌，在荒凉的鸣沙山下定居下来。由他发起创立了“敦煌艺术研究院”即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常书鸿首任院长。他召集于右任、张大千等一批名流前往敦煌考察，争取国民党当局支持。又带领几名弟子，修复壁画，搜集失散文物，整理临摹了大量壁画精品出版画册，向国人宣传介绍中华艺术宝窟。不断地宣传，吸引来了大批中华文化的膜拜者，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从此走上正轨。

在中国美术史上，学贯中西的常书鸿名气很大。人所熟知的蒋介石腰佩“中正剑”的画像即是出自他的手笔。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曾力请常书鸿随去台湾。但醉心于敦煌艺术的常先生不为名利所动，一直坚守在漠漠黄沙围困的敦煌石窟。6年前，常书鸿在北京仙逝，享年90岁。

敦煌的重新开放始自60年代初。1961年国务院将其列入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至1966年，文物专家、美术学家、文物防腐专家和古建筑学家汇集敦煌，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将所有的洞窟重新编号。铁道兵工程部队又按专家设计图纸，对莫高窟外壁进行了加固，在洞与洞之间加装了天桥、回廊，安装了电缆照明和报警设备，游人们今天看到的石窟外景就是当时的成果。

敦煌的保护也得到一批中外人士的大力协助。著名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向国内捐赠的第一笔巨款就是用于敦煌石窟的保护。1984年，他捐赠1000万元港币，设计、安装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金属门和窟内玻璃屏风。

如今，在敦煌研究院树着多座石碑，上面镌刻着为石窟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的名字。

我们面对的敦煌，是人类共有的敦煌。

未圆的梦想

中国历代学人对失散文物一直挂怀不已。在莫高窟17号窟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的西壁上，至今还有一代大家张大千先生当年考察时留下的墨迹。他赞美17号窟的壁画：“此莫高窟壁画之白眉也，是士大夫笔。后来马和之得其一二爪，遂名家。”大千先生借“神笔马良”(白眉)之典，赞敦煌壁画之精，可谓感叹系之。只可惜他看到的还不是代表性的精品。1941年，于右任先生来敦煌考察后，留下了“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的悲叹，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先生在目睹敦煌遭劫的惨状后，苦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敦煌采访，记者的心一直被灼痛着。在这里，我们结识了青年画家张健山。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高材生，为了他所心仪的敦煌石窟壁画，在这里工作了15个年头。张健山的父母亲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如今退休在家。张健山的母亲是天津人，退休后没有回津安居，她想守望敦煌。张健山在这里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每天都要临摹壁画，修补这颗残缺的“珍珠”。

为迎接“敦煌百年”纪念活动，敦煌研究院已组织专家对从国外拍回的50多幅照片进行摹画。我们进入画家们的画室时，他们正在用心临摹这昔日的辉煌，为使绘画作品与原作相同，他们使用自制的颜料，反复渲染，叠加效果，做旧务求真实，原作上的烟薰、水印、破损要一一照样复制下来，每道程序连续制作，每天一干就是6到7个小时，这样绘画一个平方米也需要两个月时间，可见劳动强度之大。这批绘画制作完成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于7月份分别在北京、兰州、敦煌与观众见面。45岁的邵红将也在敦煌对记者说：“每次进到洞窟里，心灵就受到一次震撼。”当年敦煌藏经洞收藏的绢画数目不详，外国人盗走了多少也没有确切数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目前，幸存在中国的敦煌绢画真迹只有一件!它被作为国宝秘藏起来。邵红将说，对于敦煌学研究者来说，那些文物如同自己的恋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心爱的人被人强暴而你又无法救助时，心里会有怎样的痛?!是的，敦煌石窟是世界的，但我们想让她归于完美，能说这是狭隘的民族情绪吗?

将失散的敦煌文物索回，是几代敦煌学者的梦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圆此梦?

(舒仁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