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良 成德平 编译

此文写于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的1987年，《真理报》记者叶·戈里莫诺夫特走访了年近八旬的保尔妻子，原莫斯科国立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馆长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她回顾了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相逢、相爱的难忘岁月，以及在万分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心心相印、共同奋斗的真挚情谊。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曾鼓舞数代年轻人追求理想，献身人类伟大事业的保尔精神，跨越了世纪的时空，重新捧读，仍觉历久弥新。

——编者

1926年5月，我妈妈收到了一位老朋友，也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母亲的来信，信中写道：“为了尽快挽救病中的儿子——保尔，依医生的意见，必须将他送到南方休养，为此去信请你们帮忙，麻烦你们接待他……”

这个病人就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给我的初次印象是：高高个头，很瘦，面色苍白，而他的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却很敏锐。他拄着拐杖，步履艰难，一点也不像一个英雄，我带着明显的好奇心打量着他。

他令人钦佩的地方很多。记得深秋的一天，天上下着倾盆大雨，脚下的烂泥飞溅，真是寸步难行。就在此时，他在一家穿堂风吹得呼呼直响的门槛下，发现一个睡着的流浪儿双手紧紧地搂着一条狗。这在动乱的当时是不足为奇的。而保尔却十分同情这个孩子，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将孩子抱起就走。老实说，保尔这样做实在是欠考虑的。他自己就是客居我们这儿的，怎么能自作主张地收留别人呢？再说，我们的住房已经拥挤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到家后，我们忙着给孩子准备洗澡水，劈柴、烧火……等忙碌完了，大家睡下时，已是深夜了。时至今日我回想起来，心里仍不能平静。也许，就从那时候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以其善良赢得了我对他的爱慕。

奥斯特洛夫斯基性情直爽，为人非常坦诚，没多久就和大家成了朋友。他喜欢开诚布公，厌恶模棱两可。他曾企图用勃朗宁手枪了却自己的残躯，然而，在这关键时刻，正是他的诚实，不妥协和严肃，帮助他克服了思想上瞬间的软弱。

在尼古拉的枕头底下，随时都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勃朗宁手枪。有时我也把枪拿出来，帮他拆卸、擦拭、加油、上子弹。我清楚地知道，这支在1923年与反革命匪帮残酷战斗时期发给他的手枪，是他忠实的朋友，是活生生的、摸得着的并与自己过去的战斗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的纪念品。已经卧床不起的尼古拉说，手枪放在身边，就好像自己仍然是个战士。

常常有人问我，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怎么想到写书的？这要追溯到他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一个艰难的冬天。在无数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们都长时间守候在尼古拉的床边，陪伴他。他为了不使我们感到烦闷，就给我们讲自己怎样在红军部队里和波兰白军厮杀；讲他怎么负的伤，又怎么去基辅修筑窄轨铁路……当然，他从不炫耀自己，许多事情尽量避免涉及自己，而只讲其他同志。他发现我们听得是那么津津有味，便产生了把这些事情撰写成一本中篇小说的想法。

那时，他还未失明。在自己病痛难忍的时刻，他就朗读谢甫琴科的诗歌，尤其喜欢长诗《公爵的女儿》。这本书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刻也不分离。由于经常的翻阅，书被弄得破烂不堪，封皮也掉了（现在该书保存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而剧痛难熬时，就唱他喜欢的由谢甫琴科作词的一些歌儿。他说，一唱起歌儿，就好像自己又回到舍生忘死，艰苦战斗的岁月。所以，我很清楚，一旦他放下工作唱起了歌，那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对自己糟糕的身体，他自己一次也没抱怨过；对自己忍受的痛苦，他只字不提。甚至当他的生命走到尽头的一刻，仍旧不吭一声。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天晚上，尼古拉想到的仍旧不是自己，而是我们双方的母亲。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请你们多保重！”

生前，他总是很乐观，充满了朝气。我每天下班回家时，不知不觉地便加快了脚步。心里有一个念头，总想快点见到他，因为家里等着我的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沉闷、忧愁和烦恼，不是！等着我的是一个既欢乐又非常“淘气”的人，等着我的是愉快！是幸福！

谈起尼古拉，有些人总会说：“唉，他多么不幸！”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总觉得很反感。

奥斯特洛夫斯基每日每时都与周围的许多人保持着联系。双目失明以后，人们给他读报时，他听得更为认真，什么都想知道。在有了无线电收音机之后，他的高兴劲儿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很奇怪，他总是想方设法了解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就连一些琐碎的，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小事也不放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信服了，所有的这一切对他都是很需要的，因为祖国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他时时刻刻都关心着祖国的安危。

对他来说，最不幸的是1928年，那一年他双目失明，体内疾病又严重恶化，不得不长期卧床。那一年，也是我们生活上最艰难的一年。那时实行配给制，尼古拉每月领取35卢布的残废金，这点钱即便供他一个人用也是很紧的，而我不能参加工作，因为我专门护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将他一人留在家里我实在放心不下。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只能去“犯法”。当时我们俩还未办理结婚登记，我用的仍是未婚前娘家的姓。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把我作为“家庭女工”登记，这样我就可以领到一张配给卡了。在此我顺便说说，这也许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违法”行为吧！

当年的磨难是难以忘怀的。我想，我们之所以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多亏一些老近卫军战士的帮助。老一辈革命者对他的关怀是十分珍贵的，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以至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他们的名字都写进了书中。

刚开始，我们在索契靠一张配给卡生活，也没有住房，多亏了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娜用自己微薄的一点收入为我们整整租了两个月的房子，她说这是送给我们的见面礼。索契市委书记沃尔默对我们也非常关心。当他了解我们的处境时，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尼古拉，并想方设法为我们找到了虽然不算太好，但总算可以安身的住房。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出版，多亏朋友们的帮助。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全部底稿都拿去读给老布尔什维克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费杰涅夫激动地鼓励他说：“保尔，应该拿去出版，这书太好了，我们全体同志都喜欢它。”这是对尼古拉的很高的评价。尼古拉也最重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主体和核心。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艰难的创作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和帮助不计其数。

在和读者见面时，有人曾跟我说，奥斯特洛夫斯基找到了你这样的终身伴侣，非常幸运。对此，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感到幸运的应该是我。在认识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前，我所见到的大多是不幸的婚姻和受折磨的妇女。而尼古拉在短短的几天内就以其时时关心他人的同情心征服了我。他给我的很多！我对他的爱慕之情也随之在心中燃烧起来。我一分钟也不感到孤独。而孤独对多数妇女来说，恰恰是最痛苦的，在长达10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从未听到他说过一句粗鲁的话。

至于说我也参与了写作，我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在认识我以前，已完成了书的构思。当然，如没有我的协助，他的困难会多一些。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不仅在疾病面前毫不畏缩，而且在极为严峻的政治挫折面前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比如，1930年夏日的一天，他从索契得知，党组织进行审查时，将他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了。当时，他因病情危急正在莫斯科就医。这件事对他无疑是个残酷打击，他一时心灰意冷，有一段时间甚至完全停止了创作。但是后来他终究又振作起来。他坚信，把他开除出党是不可能的，最终，党组织纠正了这一错误。

当然，令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兴的日子更多。比如，当收到朋友的来信时；当他创作进展顺利时；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时；当他加入作家协会并拿到阿·马·高尔基签名的会员证时；当他拿到刚出版的《暴风雨所诞生的》一书时……总之，他一直感到很幸福，因为他看到人民需要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出版后，全国各地都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莫斯科邮政总局不得不专门抽调几名邮递员成立一个邮递小组来递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信件。常有这样的信，信封上只写“莫斯科：保尔·柯察金”。其中有一些信，我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比如，有这样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致使我成为人的人。”接着写道：“我过去是一个小偷，我在偷来的一只皮箱中发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随意读了一页，谁知，一看不要紧，就再也放不下了。一口气读完后，我终于明白了，书中的主人公为什么献出自己的一生。而所有这一切在我身上都翻了个个儿，我为自己这样生活感到羞愧。我是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要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去生活。我一直恪守誓言，现在我已在地铁制造厂工作，也成了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活很充实，很愉快，我的幸福全归功于奥斯特洛夫斯基。今后，假如再出现保尔所碰到的那种局面，那么我，或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去战斗，去工作的。”

我记得，一位很有才华，见多识广的作家在分析他为何抑制不住自己对尼古拉的无限敬重时说道：“在我国，有才华的作家很多，而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全世界却只有一个。”

（高凤煜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