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山

我读了秋石著《萧红与萧军》后，深感此书的特色十分明显而突出。这特色就是作者在“代后记”和贾植芳在“序言”中都强调的一段话：“作为人，在评判先人尤其是在评判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和建树的人物时，首要的一条是要尊重史实，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

面对当前不断涌现的所谓“传记文学”作品，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是否敢于和能够直面现实，尊重历史，是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唯心还是唯物的重要分界；是否敢于和能够排除一切干扰，突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的传统观念，秉笔直书，是对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的重大考验。

我一直认为，传记文学理应是传记的纪实性、可信性和文学的形象性、可读性的统一，而纪实则是它的生命。传记文学不能等同于小说。传记必须纪实，最忌真中掺假；小说则不妨虚构，贵在假中见真。

对已成为历史的人物，的确仍会出现棺已盖而论未定的情况。人们见仁见智，观点看法不同，评价也就不同。但有关的史料本身却是不容增删、修改、伪造的。因此，收集、整理、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可靠的原始资料，是接近真实，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先决条件。据说本书作者为走近和研究二萧，除和萧军保持了九年之久的忘年亲密友谊外，曾研读了二萧的全部创作、书信和所写的各类有关文章，研读了鲁迅的有关书信、日记和对二萧的评论，查阅了二萧友人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并阅读比较了五百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以及左翼文学史料，还对仍健在的熟悉二萧的亲朋好友和知情人进行了多次采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