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当我阅读由凌耀伦、熊甫主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之后，就被卢作孚在六七十前对中国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交通运输、乡村建设等问题长远而深邃的思考深深吸引住了，不由得从心底佩服卢作孚难能可贵的超前眼光。

卢作孚是何许人?今天的青年人恐怕对他已十分陌生了。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创始人，曾被称为“中国船王”。他还是我国西南美丽小城北碚的创建人和开拓者。由于他对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巨大贡献，曾被毛泽东誉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不可忘记的实业界人士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1952年，卢作孚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蒙冤而死，以后30年，在“左”的思潮下，对他的宣传、研究成了“禁区”，他生前的著述也无人敢收集整理，更谈不上出版了。直到1987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子昂向全国政协发出了呼吁《重视对卢作孚史料的搜集和研究》的公开信后，对卢作孚的研究才步入了正轨。从1989年至1991年，已先后出版了两种卢作孚的著作选集，此次出版《文集》，则是第三次了。这不仅是因为前两种选集早已脱销，也是因为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卢作孚的重要著作。此次增补修订的《文集》，就比前二种多收了近30篇文章。全书收录卢作孚从民国初年至50年代初的109篇文章，近60万字，充分展现出他对社会，对未来，对事业长远而深邃的思考。

首先，是他在教育问题上的超前眼光。卢作孚虽然是位实业家，但他一生都十分重视教育。在创办实业之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以后从事实业，仍然不忘教育。《文集》中不仅有他论教育的专文，如《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本公司的职工教育运动》、《如何改革小学教育》等等，而且在其他文章中，不少都涉及到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主张。

1916年，年仅23岁的卢作孚就著文大声疾呼振兴教育的重大意义。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他认为一切事业都应以教育为基础：“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所赖以存。”他主张“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要求“政府筹各项经费，当以教育为先着，偶有不足，尚应自他项移注，方足以宏教育之施，收完美之果，非然者直是自杀政策耳”。8年后，他出任四川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在川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和民众教育运动。他还在其主编的《教育月刊》的《发刊词》中说：“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他把教育看成是救治国家的重要途径。他说：“目前之问题，无有急切于教育者。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1927年，他主持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又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因为一切事业都需要人去建设，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所以努力建设事业的第一步是应努力教育事业”。他明白无误的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建设之先，这与我们今天提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谋而合。

特别应指出的是他在普及教育上的超前思考。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40年代，他在思考中国将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时，又提出在“文化方面，要求教育普及，人民的文化水准提高”。在他心目中的“教育普及”标准是：“教育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是要欣赏建设与社会进步的教育普及。”这种普及教育的内涵，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性。

其次，是他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超前眼光。早在30年代初，他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自晚清近百年余有敌国外患以来，遇战争即失败，遇外交亦失败，任何一回问题都是国家万分严重的问题，应以举国朝野上下的全力去应付”。他认为单凭救亡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如遇一回灾难救一回亡……如此救亡，恐怕要一直救到亡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他在《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一文中强调：“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有专家认为：“在旧中国……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并指出：“热切追求祖国现代化，是卢作孚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凌耀伦《文集》前言)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第三，是他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的超前眼光。什么是企业文化?厉以宁在《文集》序言中指出：“从经济上看，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企业全体职工的一种信念和凝聚力的体现。”卢作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惨淡经营民生公司，在短短20年间，就由一条仅70吨的小火轮起家，发展到拥有各种江海船舶140余艘，航线遍及长江主支流和东南亚，成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生公司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精神，这就是根植于理想、信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民生精神。民生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了爱国敬业、革新进取、科学求实、崇德重义、知难而进、无私奉献、艰苦创业、集体主义等等。它是无形的，又是能动的，成为激励民生公司全体职工团结一致，开拓进取的动力和凝聚力。

《文集》中有不少文章，都是卢作孚为倡导民生精神而写的专文。如《公司的灵魂》、《训练要方式与精神并进》、《什么叫做自私自利》、《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继续为国家为公司效力》、《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等等。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创建之始，就提出了公司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他把公司的利益和奋斗目标，与国家、社会、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民生公司不是一桩自私自利的事业……绝对是一个帮助社会的事业”。他要求民生公司的职工们“为了事业，为了国家，抑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他要求公司“从轮船上的茶房水手起，从工厂的小工起，以至于各级职员工人，无一个不为事业努力”。使每个人都“要帮助所在的事业，使自己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事业上，事业尤其要帮助所在的社会，使事业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社会上”。他号召公司人员“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要做得来”!

卢作孚不仅这样要求公司员工，而且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实行。他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为社会创造了亿万财富，而自己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两袖清风，一身廉洁。他身兼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每月都有几十份数目可观的车马费、红酬、津贴等，完全有资格、有条件过豪华生活。但他坚持只领一份薪俸，其他的都捐到文化科研教育事业中去，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穿，不追名逐利。因此，他被人称为是“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由于卢作孚的以身作则，在民生公司造成了一个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团结信任的氛围。1936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民生公司参观，给他印象最深的一是卢作孚的“耐劳耐苦”、“大公无私”、“谦和周到”、“明决爽快”、“虚心求进”、“富于理想”、“勇于实行”等品格；一是整个民生公司上上下下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他们大家认清楚，他们的出汗，是为着这一条整个的长江求出路，为着这一群整个的中华民族求出路，决不是为总经理，也不单是为股东，更说不到为自己。有的人，情愿牺牲了大薪水，来民生公司做事，拿小薪水，简直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职工；更几乎使股东觉得，如为个人谋发财，不配来当民生公司的股东。”(《北碚之游》，摘《北碚月刊》1942年1月号)谁能想到，民生精神竟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

诚如厉以宁所说：“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体现于职工心中的认同感、荣誉感、责任感。”他认为“卢作孚先生创立的民生公司，有理由被认定为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内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范例。”

耐认寻味的是，80年代初，对卢作孚的宣传和研究在国内还未开“禁”之时，在日本著名的丰田汽车工厂，竟把卢作孚30年代倡导的民生精神作为全厂学习的榜样。卢作孚六七十年前创建的民生精神，在80年代还能飘扬过海，在异域发扬光大，卢作孚在企业文化建设上的超前思维由此可知是多么深远。

第四，是他在中国西部开发和乡村建设上的超前眼光。当前，西部大开发，是举国上下的热门话题，但早在六七十年前，卢作孚就把眼光关注着西部的发展。他发展长江上游的航运事业，是着眼于发展中国西部的交通建设。3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发展中国交通“尤应就中国西部着眼”。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为了发展中国西部的科学文化事业，竟把他在北碚创建的科学院、博物馆定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博物馆”，生动体现了他的西部情结。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全国曾涌现了600个左右的乡村建设团体和1000个左右的实验基地，然而它们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或中部，惟有卢作孚主持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在中国西部。当时，不少做乡村建设实验的人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是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教育或救济上。而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宗旨却与众不同：“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里，大至国家经营的参考”。在这里，他率先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思想。

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前，就如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大讨论中，有人提出要在西部开发中走城市经济之路，发挥城市的中心和带动作用，通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增长，来带动整个西部的大发展。然而，当我们回顾六七十年前卢作孚在中国西部嘉陵江三峡地区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就惊讶的发现，他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正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乡村城市化所起的带动作用。他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谈到他“先以北碚乡而且以北碚乡的市场为中心”进行乡村建设的原因，是因为“以北碚作第一个试验，以其比较集中，容易办，而且可以造起周围的影响来”。这不正是他对乡村城市化的带动作用的最好诠释吗?从1927年起，卢作孚就在北碚发展工业，兴办工厂；发展教育，创办正规学校和开展民众教育；大搞科技文化设施，建立科学院、博物馆、运动场、俱乐部、医院、报社、公园；规划城区，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开通电话、邮政，建立银行、消费合作社等等。总之，凡是当时作为一个城市应具有的设施，他都逐步建立起来。果然，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山乡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享誉海内外。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载文惊呼北碚是“一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Asia and Amexiea餾》1944年第6期)。北碚的城市建设，有效地带动了整个峡区的乡村建设，对中国西部开发特别是乡村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超前思考是人类寻求发展，展望未来的思维活动。卢作孚的思想、理论具有一种走在时代前面的超前性，给我们有多方面的启迪，这正是卢作孚至今受人尊重，出现了卢作孚研究热的原因，也是《文集》的出版受到重视和欢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