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铭

澳门已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了祖国怀抱。然而，在葡萄牙统治下的400多年中，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一代又一代中华豪杰、仁人志士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其事可歌可泣，其人永垂千古。印光任便是其中杰出的典范。

印光任，字黻昌，号炳岩，江苏宝山县市宝山县人，乾隆四年(1736)，他出任东莞知县。乾隆八年(1743)年底，为了加强澳门沿海的防务工作，乾隆初年(1736)，他被清朝政府选任为澳门第一任同知(小于两广总督而大于县丞之职，同县令级)，乾隆十年(1745)11月，他因治理有方、功绩卓著，被调任南澳任职。在任澳门同知的两年间，印光任以德为人、以理服人，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民族尊严，保卫了祖国疆域，为后世所称颂。

仗责葡夷初露神威

印光任上任澳门同知的半年时间内，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急于广召下属官员，而是闭门细阅有关澳门的各种史料，调查山川水路及地理等情况。闲时，他便与清正廉洁的官员唱诗答对，谈古论今，尤其视香山(今广东中山市)知县张汝霖为知己。下属官员感到不解，许多人在半年内还未见过同知一面，他们每天得到的只是同知安排的具体事务，完毕后所需做的事便是向印光任的幕僚禀告。但若有人稍有疏忽，便被责杖、扣饷。由于赏罚得当，人们不得不深表叹服。印光任在他们眼里虽好像隔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人们都感受到了他的一种无形的威严。

澳葡自治机构的官员只听说了清朝政府派了印光任来管理澳门，但多日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都不知个中底细，遂命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对印光任的身世进行周密的调查，广收情报，细加研究。不久他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印光任当知县时小有名气，但却是个不问事、不做事、不想事的“三不”庸官，可择机羞辱他。

于是，葡萄牙澳门总督科·佩雷拉便派出了300多名葡人押着一名中国商人，前往同知府挑衅闹事。

面对喧嚣之众，印光任从容不迫，凛然正气，用华语和葡语双管齐下，只用了三言两语，便使葡人吱唔含糊、漏洞百出。原来，他们根据指令，在购买中国商人的货物时，硬塞给商人3两金子，尔后谎称中国商人不守法规，欺诈葡人，故而前来问罪，想出印光任的洋相，以便进一步摸清他的底细。

虽然奸计已露，但葡兵们还是摆出一副能奈我何的神态。哪知印光任一声断喝：“来人啦，给他们每人打二十大板!如果胆敢再犯，本官一定从严惩罚!”长期骄横的葡兵初临如此威严之势，吓得六神无主，狂态尽失，一个个被扯倒在地，受木杖“伺候”。执刑的中国衙兵由于对葡兵深恶痛绝，把多年的积怨尽情地发泄在杖责之中，直打得葡兵嗷嗷直叫，大喊饶命。刑后，先前嚣张的葡兵变成了残兵败将，他们怨声迭迭，蹒跚地向主子复命而去。而对那位中国商人，印光任赐予了白银20两，以示安抚。

事后，澳门百姓闻之，无不欢欣鼓舞，反葡情绪剧增。而澳葡总督佩雷拉则哑巴吃黄莲，这才知道印光任不是个等闲视之辈。

智破“报恩计”喝退入侵兵

乾隆九年(1774)8月，西班牙3艘军舰满载兵卒巨炮，在澳门附近游弋，妄图寻机入侵澳门，垄断中国的海上贸易。当时印光任正为修筑澳门海防工事而忙碌，他在听说此事后，便立即派船迎往查问。哪知一位西班牙军官西士古竟狡诈地说是为了“报恩”而来，

原来，头一年的6月，西班牙一支海军和葡萄牙海战兵败后，有两艘船被狂风吹到狮子洋一带，当时印光任为东莞知县，他派人将船只俘获。因西班牙人在海上漂泊多日，弹尽粮绝，只好哀求印光任施恩救生。虽然印光任素闻西班牙人并非善辈，但他还是本着人道主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拨舍粮食，让其平安地返航。西士古便是其中一人。

印光任耳闻报恩者前来，心觉有异。于是不动声色地一面让西士古上岸相见，略加安顿，一面将情况上报两广总督，并派人严密监视海上西班牙人的举动。当听探子报告西班牙人荷枪携弹，两船防范严密，还派人侦察过澳门海防的部署情况时，印光任便断定此举必有侵略意图，于是便作了一番周密的安排。

待西士古等人了解了澳门的防务之后，欲借机辞行，准备返船部署时，印光任设计将其诱至公堂，断喝问罪。当西士古还连连声称是为报恩而来时，印光任步步逼进，层层驳击，言刑并施。惊魂未散的西士古狼狈之至，先机尽失，为保性命，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明了实情：自去年与葡萄牙人海战以来，西班牙人一直怀恨在心，几欲寻机报复。后经西班牙情报机构调查，葡萄牙在澳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于是便想寻找借口，前来偷袭。

印光任继而慷慨陈词：“澳门自古以来就是我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葡萄牙人只是暂住这里做生意，你们偷袭澳门，就是侵犯中国领土，我们决不等闲观望。”西士古见大势已去，只好狼狈逃窜而去。

内外兼治立法定规

面对国外侵略者屡次蠢蠢欲动，印光任陷入了沉思：澳门水道很浅，仅有一条供大船航行的深水海道，若不熟悉路径，外船非搁浅即触礁。但外船几次均能顺利进入，这说明海区管理不善，若不加以治理，来自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巨船重炮，将给澳门带来国土难保、尊严难维的悲剧。

据此，印光任为防止内忧外患，稳定澳门局势，召集了一批有识之士献计献策。通过广纳良言，细加整理，制定了一套管理葡萄牙人和外船进出澳门港口的规定，并刻石公布，严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外船必须遵守。这就是澳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条规定”。

“规定”指出：“外国船只要想进入澳门，必须经海防衙门严格盘查，尔后派人带入虎门，停泊在黄埔湾……如果查得船上有违禁物品，必当严加惩处。”又有“如有人图谋私利，擅自将外船引入港内，要按照偷渡的有关法律条款从重治罪”等等。该“规定”还对夷人寄居澳门的贸易、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并且增设了海防衙门，拟定了统巡、共防等措施。

在印光任的努力下，生活在澳门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均能和睦相处，互不相犯，附近海域也少有事端，使历经沧桑的澳门出现了短期难得的平静。

《澳门纪略》传示后人

印光任常与香山知县张汝霖往来，或把酒临风，或吟诗赋词，或评论政局时事，并曾作有“……只恐将军画，难分造化5-”和“……纤尘飞不到，谁是广寒仙”的咏志诗文。但印光任并非一介文人墨客，他考虑更多的却是如何干好工作，如何为官一任，振兴一方。一次，张汝霖泪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之后，印光任便发出“本职工作之余，能否为后人做一些值得留念的事呢?”的感慨，当即就对张汝霖说：“澳门自葡萄牙人占有以来，已有200余年了，我最近几天研读史书文献，见古时资料散失较多，后人恐怕难以知悉其时事的变迁了。我想从现在起，一面做好工作，一面追述历史，以备后人查读。”并诚邀张汝霖共同编写此书。

鉴于印光任治澳有方，且广东南澳、广西庆远等地秩序较为混乱的情况，清政府将他调赴南澳任职。临行前，印光任将撰写澳门历史的任务托交继任的张汝霖。后又将草本托给粤秀山山长徐鸿泉加工润色，不料部分文稿因徐的病故而遗失。到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担任南澳同知、并负责潮州知府事务时，张汝霖恰巧也因公到潮州，于是两人重提旧事，并寻来剩余稿件，奋战数月，终于写成了《澳门纪略》一书，为后人研究澳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