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吉平

叶挺是威名远震的北伐名将。他的一生虽然历经曲折坎坷，富有传奇色彩，但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四处奔波。其中1932年至抗战爆发这一期间内，叶挺基本上住在澳门，往返于港澳之间，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叶挺闻讯后，以满腔的义愤从德国乘新船到达香港，转澳门定居。叶挺的亲朋好友，老同事、老部下闻讯后，纷纷前去访问，畅谈阔别后国家、民族发生的大事。当时正是国民党向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蒋介石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蒋介石闻讯叶挺到了澳门后，认为叶挺是北伐名将，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国共分裂以后，叶挺在共产党内失去了地位，只要给他高官厚禄，就一定可以将他拉过来做反共的工具。随即派陈诚专程到澳门见叶挺，委以军政要职。叶挺义正辞严地说：“现在日本占我东三省，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同室操戈，叫我去杀害自己的同胞，这是万万做不到的。”最后，弄得陈诚灰溜溜地走了。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派人来劝说叶挺出任他的将领，同样遭到拒绝。

叶挺到澳门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党的关系。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已转入地下状态。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找党的关系十分困难。他虽听说党在香港设有地下组织——南方局，负责人是廖承志，但到哪里才能找到他呢?后来他发现阳翰笙在上海(阳翰笙是叶挺当年南昌起义时的战友，时任十一军的一个师党代表)。于是，叶挺就写信给正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阳翰笙，要求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向党倾诉。阳翰笙收到信后，随即向中共中央上海局请示能否前往澳门。由于当时形势紧张，阳翰笙走不开，党组织只好另外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联系。不久，党组织还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当时住在澳门的叶挺保持联系。1935年～1936年间，宣侠父奉党的指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联系，向他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叶挺在澳门一方面积极地寻找党的联系，一方面密切地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尽自己所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出谋划策，大力相助。

1933年秋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蔡廷锴、蒋光鼐等与叶挺过去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他们素抑叶挺的威名，因此，在筹划这一事变的过程中，曾派人到澳门与叶挺联系，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于1937年11月间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但由于蒋介石的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存在2个月后，于1934年1月间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不久，叶挺从澳门又赴香港，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叶挺担任了同盟的军委会委员。由于“革命同盟”需要出版书报，开展反蒋抗日宣传，而在香港印刷这些东西有困难。负责这项工作的梅龚彬等人和叶挺商量，由叶挺出面，在澳门板樟庙街办了一间小型印刷厂，以应急需。不久，这个小厂建成了，它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需要，印刷了不少进步的科学书籍和宣传材料。

“福建事变”失败以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再度升级，仗越打越大，叶挺每天从报上揣度着中央红军的困难处境。那时，在陈济棠派往赣南“剿共”的第一军中，叶挺也有熟人。其中驻赣州的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不仅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还是他的好友。为此，叶挺在与李振球的通信当中，常就“驻赣粤军”的所做所为对他提出劝说，要他“阻击红军”不必认真，凡可过得去的地方，都应交差了事。“福建事变”前后，叶挺又把事变的经过和“革命同盟”的活动情形，以及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抱有联合李振球反蒋的期望，一一转告给李振球。他还以“盐巴总得让人家吃吧，衣服总得让人家穿吧，药总得让人家用吧”之类的话，指斥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实属野蛮行径，劝李振球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策反”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对于身居反动营垒的李振球和处于“剿共”第一线的第一师部队，都曾起过一定的“缓解”作用。

一天，叶挺漫步澳门街头，迎面碰上了曾给胡汉民当过副官的刘冠海。两人驻足搭讪，叶挺才知道他早已弃官经商，念起了生意经。叶挺一想，刘冠海和李振球也有旧交，何不利用一下商人唯利是图的心理，给他往李振球那里引个线，让他既赚得到钱，又能为苏区做一点事?打定主意后，他便对刘冠海说：“有一笔生意好做，不知你愿不愿意?”刘冠海说：“那要看有没有得赚。”叶挺说：“这边盐多，而江西缺盐有山货，你只管多贩一些盐到那边去找李振球帮你推销，再采办那边的山货回来，只要走通了这条路，保你发大财。”刘冠海对这个信息很感兴趣。不久，便按照叶挺的主意干起来，先是亲自贩盐到赣南去卖，以后又和李振球的部队联合经营，做成了几宗大买卖。这虽是叶挺顺手牵羊，偶然促成的一件事情，但它却有力地表示着叶挺的心时时刻刻都挂念着苏区和红军。

叶挺在寓居澳门期间，租了一间屋子，与家人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虽然相当清苦，有时靠一些老朋友救济，甚至靠借债典当过日，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减少家庭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他们互相体贴与鼓励。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有意让他们独立地处理一些事情，并启发他们要努力学习，不怕困难。空闲时，叶挺经常带着全家到路环一带野餐、游泳，还替家人拍照。每次带孩子到海边玩耍时，他总爱站在海边遥望远方，在苦苦地思考着救国救民的良策。

这段时间，叶挺的堂侄叶钦和因为失业，生活困难，便约了几个要好同学，从家乡来到澳门找叶挺，希望叶挺利用关系，帮助他们就业。叶钦和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之前，叶挺的另一个侄子叶石，以同样的理由来找过叶挺，叶挺帮他找了个工作。但这一次，叶挺不愿再作介绍人了。因为他们有几个人，把这么多人推荐给谁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同时，他觉得，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真正帮助，不应是让他们去混饭吃，而是应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时，叶钦和对革命尚不理解，只好悻悻而去。但几年以后，当叶挺在武汉参加组建新四军时，叶钦和接到叶挺要他去武汉参军的电报，便高兴地带着叶挺的胞弟、他的堂叔叶辅平，一起赶到武汉，参加了新四军。

在叶挺居澳门期间，国民党当局对他的利诱始终没有间断。可是，叶挺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却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德，不为威迫利诱所动，他坚定地等待着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随时准备重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