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执斌

王宏志先生要将她历史教材改革及有关文章结集出版，我很想当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我之所以如此绝没有半点附骥攀鸿的私心杂念，实在是受感情和责任的驱使。眼下在职人员中，跟随王先生编写教材时间最长的有我一个，接受王先生指点最多的也有我一个。更何况，王先生连任两届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我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协助她开展工作，直到今天。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候，人教社正筹划编写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王先生做为社里的编委，随后又接替苏寿桐先生担任副总编辑。作为人教版历史教材的领导者、组织者，她敏锐、务实、能干，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她的工作，是不过分的。她是这时期人教版历史教材具有创造精神的设计师。那时候，无论是编写初中教材，还是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总是由她先拿出相当成熟的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包括明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体例结构、具体的编写原则和要求，还有样章，使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有章可循。她说她爱"突发奇想"，有些编写教材的好主意是在睡梦中或饭桌上捕捉来的。这就是灵感思维。王先生的灵感思维完全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致。

王先生不仅担当教材的设计任务，而且还是教材的编著者和审阅者。她认为"领导编书，自己不写，就无从领导"。她身兼数任，可工作抓得非常紧，任务一旦布置下去，草率了事，延误期限，是绝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