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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面对WTO,面向21世纪

2000-02-16潘新华

新闻记者 2000年12期

潘新华

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他就抬起头问周围的人:“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这是一个名叫梭罗的美国人在100多年前记下的一个生活画面。这个生活画面延续至今。

新闻传播使单个公民成为“地球村”的共同成员。

新闻成了生活的必需品。钱其琛副总理不久前在北大做了题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的报告,谈到了信息时代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对一些传统习惯进行了反思,引出了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宣传的新话题。

他说:由于处在信息社会,任何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做研究工作、外交工作的同志,如果反应迟钝,就很可能会陷入被动。现在的整个信息是开放的……,在信息时代客观上人人都可参与,外交的事情和内政交叉在一起。我们的外交行动不仅仅要考虑能否在国际上得分,而且也要考虑是否能在国内得分。……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

这里其实不仅仅涉及外交宣传。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的新闻怎么办?

笔者有空喜欢在书店的新书架前转圈溜达,也常到图书馆浏览或上网冲浪。书海茫茫,信息爆炸,本文就聚焦“面对WTO:新闻怎么办”这一角度,以2000年中文版海外新闻传播学新著为主,择要援引原著作者的精彩论述,为读者提供一些可供深入思考的素材,并夹以本人随感,权当一篇读书札记吧。

透明度成为“游戏规则”

透明度,是加入WTO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所谓“透明度”要求,不是口上说说而已,而是有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为:一是WTO缔约国的有关法令、条例与足资一般援用的司法判决及行政决定,都应迅速公布,使各国政府及贸易商熟悉本国有关政策规定;二是必须设立可供外界咨询的询问站点,回答对方的各种提问;三是如果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必须在2个月内,将修改后的文本迅速通知到上述询问站点,从而保证该国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大家知道,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我国新闻界现已有了许多规范性的政策文件及规定。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党委宣传部门的内部“吹风”或“通气”,数量较多,管理力度较大,情况变化也多。今后,新闻界怎样做到既不削弱党的领导,又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内,对报刊广电及书籍音像制品形成更有效和全覆盖的依法管理格局,显然是一个现实而又需紧迫研究的新课题。

新闻调控:“左右逢源、长袖善舞”

“与国际接轨”现已成为一个口号。但是新闻管理每个国家均有自身的特点,新闻领域不能盲目地提“与国际接轨”的口号。

在国内新闻界,许多人读过《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这本书的早期版本。撰写此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首位访华的富布赖特奖获得者、美国新闻学教授沃纳·赛佛林和德克萨斯大学新闻系教授小詹姆斯·坦卡德。华夏出版社2000年元月首次出版了他们的最新第4版著作。在第4版著作中,作者在阐述传播基本理论的同时,敏感地注意到当今信息时代亚洲一些国家对新闻加强了管理。作者所举的例子,也值得中国借鉴。如:

新加坡官方对节目和出版物都进行审查和重新编辑。新加坡也一直对碟形电视接受装置实行严格控制,限制私人所有。为了对付因特网可能产生的威胁,新加坡信息部长已决定,政府进行接管,并对其进行监督。

马来西亚对电视卫星天线也实行严格的控制。马来西亚还十分担心那些留学国外的马来西亚学生在因特网上“玷污”国家的名声。该国信息部长说,马来西亚正在考虑立法控制这样的行为。另外,欧美许多国家对自己的新闻传媒也都有严格有效的社会调控手段,其中包括政府调控、利益集团制约、广告商影响、行业组织纪律、报业工会约束、法律明文规定等6大主要手段。这些手段无非分“硬性调控”和“软性调控”两大类。

值得中国借鉴的是,他们这种管理调控手段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实施落实。如:加拿大规定,广播电视音乐节目中必须有30%属于本国产品;法国规定,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有40%的时间使用法语,电影院放映的好莱坞影片不得超过四分之一;欧洲议会在其“无疆界原则”中规定:各国的广播电视必须有50%的欧洲节目。这些规定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要求,还有具体百分比的数量限制,使管理不致流于形式。

在中国进入WTO后、正式出台《新闻法》之前的这一特殊时期,我们如何“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地实施新闻调控手段,怎样做到合法规范、有张有弛、处于主动,又做到管理到位、调控有力,似值得好好研究。

值得强调的是,新闻报道中应该管的还是要严格管起来,这一点连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也不讳言。美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彼得·菲利普斯重点研究美国的禁发新闻,他教授的课程有“新闻审查、权利”等,并成立禁发新闻项目组并担任主任。他的专著《美国禁发新闻》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在国内首版。该书列出1998年美国24大禁发的新闻并进行剖析。我们只要挑其中的4条,就可以对美国的新闻审查制度“窥一斑而见全豹”——

(1)“美国媒体对波黑的报道有失公正”;(2)“克林顿政府纵容儿童玩具中含有毒化学物”;(3)“可口可乐公司未达回收标准”;(4)“扩建私人监狱成为大买卖”。

“黄金采访时间”为何关注中国

拉瑞·金是美国有线电视网著名的“拉瑞·金时刻”节目的主持人,从事“脱口秀”工作已有40多年。他曾经访谈过当代最令人瞩目的显要人物,围绕21世纪的总统才能、媒体竞争、宗教冲突、家庭问题等热门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拉瑞·金的著作《未来访谈录——和当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谈明天》)的中译本已由北京的新世界出版社在2000年1月出版。书中关于中国报道的一段对话值得我们注意。

拉瑞·金向《今日美国》的创办者阿尔·纽哈恩提出了一连串新闻界从业者与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未来下个世纪还会有报纸吗?20年后的报纸会变得怎么样?未来哪种新闻对读者更重要?是国际新闻呢,还是国内新闻?对方答:“毫无疑问,大众对国际新闻的兴趣会有显著提高,人们对世界各地所看、所听、所读的愈多,也就知道得愈多。若谈到未来一二十年世界上哪个地区会更受关注,我只能说是中国和环太平洋地区,也许还包括拉丁美洲。”

拉瑞·金追问:“为什么这些地区需要关注,并且程度越来越深?”阿尔·纽哈恩答:“这是局势所定。下个世纪发展最迅速的产业将是新闻和信息业,以及旅游业。因此,我们采集信息的人就有机会设法向广大的读者发送消息了,比如中国的读者。”

请注意,在拉瑞·金“惜时如金”的黄金采访时间里,在谈及21世纪新闻发展的重要话题时,美国媒体巨头数次提到中国,这绝不是偶然的。世界媒体已经将他们未来的报道重点和关注领域,瞄准了中国。中国新闻的传统报道格局,随着加入WTO,显然将被打破。中国现有的记者,能适应国际新闻的竞争吗?中国新闻在未来的“新闻市场”上的占有率会怎么样?西方记者的“新闻的客观性”手法,能给人以“真实”的错觉。那么,我们自己坚信认为是“真实的报道”,为什么反而令人怀疑呢?

“舆论监督”呼声不该微弱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而微弱的。每晚老百姓收看央视的《焦点访谈》,常常在拍手称好之余,又感到不解渴;每当发生腐败大案或重大车祸、劫案、工伤死亡案,本地的新闻传媒一般都“以正面报道为主”,突出报道怎样破案和抢救的过程,“把坏事变为好事”。而外电或国内外省市传媒却大做“深度开掘”的追踪报道,详细揭露腐败案或有关部门玩忽职守的“土壤”和“根源”;海外网站和某些报刊的篇幅报道中,明显有失实渲染之处,但也不乏事后被正式文件证明是确凿的“出口转内销”材料。如果做新闻研究,把当地报道、外地报道和海外报道结合起来对比一读,会让人感受到传统体制下“诸侯格局”、“权比法大”的负面影响,会令人感叹新闻舆论监督的正义呼声是如此的微弱。

中国入世后,传统的计划经济格局与按地域部门分割“诸侯格局”将进一步打破。信息的传播,特别是批评性报道的影响范围,显然不以几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越来越多的地方和基层的领导同志现已认识到新闻的本来职能,感受到舆论监督的积极功能,它们的作用发挥得愈健全愈正常愈充分,就愈有益于社会的根本进步和发展。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更是在许多重要讲话中再三强调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重温优秀中外记者的职业生涯,感受他们为坚持正义、为追求真理、为社会进步而勇于献身的职业精神,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许多新闻工作者的读书渴望。

走进书店,《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1)(2)、《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斯蒂芬斯自述》等新书跃入眼帘。这套新书资料性强,对新闻记者崇高的职业精神进行了讴歌,值得一读。其中特别是由展江主译、首次在国内出版的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自传更为精彩。展江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应邀到他的导师——精通西学的中国新闻教育界前辈张隆栋府上作客。他发现了导师书架上年久褪色的英文版《Lincoln Steffens》。这本书原是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的藏书。展江当时心中就盘算决定,要把这本新闻史上极有影响的传记译介到国内来。后来,他协同并带领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及新闻与传播系的毕业生,完成了该书的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4月和5月出版了这2套书共4本150万字。

顺便插一句,我们可能对林肯·斯蒂芬斯比较生疏,而对普利策和李普曼比较熟悉(因为有每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和新华出版社1982年7月首次翻译出版的《李普曼传》)。可你是否知道,李普曼初入新闻界结交的第一位恩师正是林肯·斯蒂芬斯。

夜深人静,灯下读书,我的耳边仿佛响起著名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声音:“男男女女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同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社会工作者一起,对伟大的革新运动都起了促进作用”;“新闻必须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难于更加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

林肯·斯蒂芬斯的年代距今天已近百年。如今,21世纪已经来临,这本海外记者传记的中译本刚刚在国内书架上首次亮相。加上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女人与神话——法拉奇传》等西方名记者丛书,在向我们传递一种什么信息呢?

“新闻腐败”仅仅在非洲吗?

被列为《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第一辑的12本新书,颇有吸引力地摆放在书店书架上。笔者认为,这套丛书是华夏出版社,也可以说是2000年国内出版的海外新闻传媒新书中最有整体构思和最佳创意的丛书之一。从这12本书的书名,就可看出海外传媒理论的研究架构和最新趋势,如《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组织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不要以为阅读理论书就一定是抽象枯燥的。我在阅读上述丛书中的一本《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2000年8月版),不由被该书作者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所写的《跋》所震撼。作者是美国教授新闻传媒课程的权威之一。他教导学生:“我对那些出自良心、能说心里话,能写出自己的信仰,无所畏惧、从不妥协的人充满敬仰之情。”接着,他话题一转,说起了他到非洲执教、考察后的感受:

“在我执教的那部分非洲,新闻机构接受贿赂,司空见惯。在一个政客演讲以前,会有人悄悄塞给你一个红包,以表示对报纸发表其演说的消息的感激之情;也可能请吃饭或开车出游;或以其他形式表示谢意。非洲学生问,在这样腐败的行业中,怎么还会有正直的人考虑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呢?——虽然我的经历只在非洲,但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那些当地新闻编辑部无疑也是按照类似的规则行事的,这些地方廉政被贪婪所战胜……”

读完全书,掩卷而思。书中的许多观点我们并不全部赞同,但这本38万字的“经典教材”,现在肯定已陆续进入国内新闻学院的校园宿舍,或放上中国新闻从业者的书桌案头。无论是未来的新闻记者,还是正在新闻岗位上的“我们”,想想非洲的新闻现状,再联想一下:中国进入WTO以后,我们新闻界应该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真实印象呢?我们应怎样把中央多次三令五申杜绝有偿新闻的规定落到实处呢?

老编辑40年后的反思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9月翻译出版了美国格罗斯主编的《编辑人的世界》,也是一本有特色的海外新闻新著。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40年来最权威的编辑业务教科书”,“美国作家公认的指导写作的最佳指南”。从事编辑生涯40年的主编格罗斯在题为《一位编辑老兵的省思》的“序”中指出:

“王尔德有一句名言:‘除了诱惑以外,我可以抗拒任何事物。当我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深刻体会到这句隽语中蕴含的智慧。我决定不要抗拒回顾我的编辑生涯的诱惑。(40年来)编辑工作是我最初、也是我唯一的事业选择。”“假如一位编辑不能有所坚持,我不相信他真的能对作者、出版商、消费大众,甚至书籍善尽职责。”“我也很清楚我必须能在夜晚安心入睡,早上醒来时能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和妻儿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毫无羞愧或罪恶的感觉。”

与这种敬业精神相反的是某些编辑的浮躁。他鞭挞说:“有些年轻人以为编辑工作就是不断穿梭在绚烂的鸡尾酒会中,与文学巨匠把酒言欢,或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尽情消费……”

作者对自己40年编辑生涯的描绘,强烈地充满敬业感。这种敬业感使作者“一直陶醉其中,有时候特别受到激励,情绪高涨,偶尔则沮丧失望,但是从来不觉得这份工作沉闷,就好像一个不断受到激励的学生,在备有多样课程的全球最大的大学内,永无休止地学习。”

保持敬业精神、严守职业道德,也应是中国编辑记者的性格特征。格罗斯这位老编辑的反思,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啊!

历史学家预言中华文明之未来

WTO贸易总干事曾经这样评说:中国如入世将是“伟大的一天”。记得中国与美国达成加入WTO的有关协议后,西方记者迅疾敏感地作出评论:这一事件的影响,不亚于中共最高领导层在1978年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大规模开始经济建设。

20年来,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的巨变受到众人称颂,但不少人担忧,外面飞进来的“苍蝇”,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留下的沉渣残余,使一些地方正在滋生“五色经济”。所谓“五色经济”,是境外记者对中国大陆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说法(当然不是很准确)——蓝色(走私)、白色(吸毒)、粉色(卖淫、三陪、包二奶)、黑色(制假造假、非法行医、雇佣杀人)、红色(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有的人还进一步“杞人忧天”,加入WTO后,特别是海外大片、书籍甚至报刊的影响日益增加,5000年来的中华文明今后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能否风采依然?

中华文明是世界史上唯一历史悠久并至今影响广大的“连续性文化”。它历经沧桑、饱受磨难、继承不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文明必将依然光芒灿烂。

近读200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科学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时,特意选择一幅当代中国油画,作为全书的第78幅插图。这幅油画的画面正是每一个中国人在二三十年前所十分熟悉的:毛泽东主席视察上海机床厂,教导一群身穿背带裤、颈束白毛巾的工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面对20年来日益开放的中国,汤因比意味深长地为这幅插图写下这样一段精辟论述:

“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汤因比在这里阐述的“文化”,显然是大文化概念,当然也包含新闻传播在内。未来中国的新闻文化事业,将证实历史学家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