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英子

吴元栋同志打电话来约稿，他说我很久没有为《新闻记者》写文章了。看来此债是非还不可了。

我这个人，对于“新闻记者”这四个字，情有独钟。我1932年参加新闻工作，到1993年奉命离休，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60多年。记得1938年我们在汉口办的刊物，也叫《新闻记者》，那四个字，还是于右任老先生的手笔。往事历历，怎么可以不写文章呢？

但现在写文章确也很难。前不久，报上登了江西乐平一个摄影记者和浙江富阳一个记者被“整”的故事，我觉得作为一个名叫《新闻记者》的刊物，是不能不发表一点意见的，但一问，编辑部却给我看了一份上面的指示：不要登。上面既然有如此的指示，我们也只好奉命唯谨了。当然，我思想上是不通的，一个地区领导，目的只在把自己的丑事瞒着上面，记者稍一曝光，马上打击报复，那么明明叫人不许说话罢了，这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民主么？我很为这两位记者愤愤不平，我也很为这两个市领导的做法沉痛和惋惜。书记同志，你们这样运用“刑侦技术”，这样的“合法调动工作人员”对不对呢？

大概正因为我对新闻工作有这样的执着，我很关心着报纸上记者的活动，《邵阳日报》的一个记者，敢于揭发问题，一连做了11次被告，我会向他写信，表示敬意；《声屏周报》的一位记者，顶住了部长要他作的伪证，我也会写文章向他致敬。“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做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就在于敢不敢写出真实。我对卢学义同志说：“如果做新闻记者不能为民喉舌，不能说出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为保卫人民的利益寸步不让，那么人民还要新闻记者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