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湖南嘉禾县爆出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高考集体舞弊丑闻，在嘉禾考点参加考试的507名考生中，已经调查发现有236份雷同试卷，涉及192名考生，而涉嫌高考舞弊丑闻的19名当事人已被查处，本文成稿时，调查仍在进行中。

惊爆内幕

嘉禾高考舞弊丑闻能大白于天下，得益于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高考前夕，湖南经济电视台接到一个自称是“有正义感的观众”的匿名电话：郴州市嘉禾县往年高考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今年仍可能再次爆发大面积的高考舞弊，请媒体予以曝光（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也获悉嘉禾县近年高考考风不正，想现场抓拍一些舞弊镜头，经实地考察，觉得单靠照相机力不从心，于是便与湖南经济电视台联手行动。——编者注）。7月5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潘瑞林、摄像蒋小勇与一名司机奉命前往嘉禾进行暗访，整个暗访都是在外界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嘉禾是湖南省面积最小的县，任何外来的东西很快就能引起当地的注意。为了不暴露行踪，三人在嘉禾宾馆登记住宿时，用的是司机那张身份证。在考点外，三人找到一栋具有最佳拍摄角度的民房，并对房东称，要到房顶上看看表妹高考时的情况。

7月7日，司机将潘、蒋两人送到拍摄点后，立即将车开走。潘、蒋两人带着摄像机从侧门爬上四楼房顶阳台。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在阳台上晾了几床事先带来的床单，床单中间挖了个洞，以便于拍摄。藏好设备后，他们一边坐在屋顶闲聊，一边观察对面考场情况。考试开始20多分钟后，开始有学生舞弊，随后的舞弊现象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两位记者一个用“掌中宝”摄像机透过床单上的洞站在床单后拍摄，另一个则将笨重的大摄像机架在阳台栏杆上，用一床大毛巾被罩住摄像机，人就钻在毛巾被中，通过毛巾被上挖出的洞向外拍摄。在毫无遮挡的阳台上，盛夏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射着。尽管是光着膀子，躲在毛巾被里的记者仍然感到热浪灼人。然而，拍摄到的触目惊心的舞弊现象让他们忘记了炎热。下午，两人再次前往拍摄。为了以防万一，两人共拍摄了3盘带子，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

高考第一天所拍摄到舞弊镜头录像资料长达180分钟，足以说明嘉禾考点存在着大面积的舞弊行为。为了不出意外，三人于当日下午带着录像资料立即撤离嘉禾返回长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获悉后，7月8日也赶到现场接着拍摄。由于高考还要继续进行2天，为了避免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一向讲究新闻时效的湖南经济电视台破例决定，推迟至7月9日中午播出。在审稿过程中，湖南经济电视台只称嘉禾某考点有舞弊现象，我们准备予以曝光。审稿者当时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大笔一挥，震惊全国的嘉禾高考舞弊丑闻就这样被揭露出来。

闻风而动

7月9日中午，我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收看省会各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当转到湖南经济电视台频道时，不禁为看到的新闻拍案叫绝。经济电视台以长达5分40秒的无声画面，披露了郴州嘉禾高考考场舞弊百态，电视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考生公然作弊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监考人员表现出来的麻木让人瞠目结舌。

看这条新闻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新闻来了”。虽然经济电视台已经最先披露了嘉禾高考舞弊丑闻，在新闻的时效方面也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报纸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可以能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度报道，而这一点恰恰是电视媒体所望尘莫及的。

看完电视新闻，当时就想立即赶往嘉禾进行采访，但心中还存有许多顾虑：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下，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经媒体披露后，必定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关部门很可能会对省内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封杀，说不定我还在去嘉禾的路上就被急电召回。即使我将舞弊丑闻全部调查清楚，稿件也不一定能见报。因为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

犹豫之间，我还是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9日中午，湖南省教育厅、监察厅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处理方案。下午4时，两厅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赶赴嘉禾进行调查。

下班后，总觉有一种力量在心中激荡，让自己坐立不安，这样的新闻如果不去采写，就如一名有社会良知的警察，坐视身旁的窃贼肆意妄为。我当即收拾行李，带上几套换洗的衣服，到报社领取了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主动向报社领导请战，并陈述自己要去的几条理由：高考是我国第一大考试，高考考点大面积舞弊本身就是一桩重大新闻；况且嘉禾舞弊丑闻发生湖南，而高考今天上午才全部考完，更使得新闻本身对长沙晚报的读者来说，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亲近性。报社领导仍担心我到嘉禾后，采访不到内幕。我表示，不管能否采访到内幕，我能参与这样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即使受到挫折，未能成功，但挫折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对我以后的采访大有帮助。社领导最后说：“好吧，注意安全。”

匆匆买好到晚上11时49分到郴州的火车票，10日凌晨4时40分到达郴州。嘉禾县离郴州市将近90公里，趁新闻封杀令还没有下来，越早赶到现场，能得到的东西也就越多。稍稍休息后，时间尚早，通往嘉禾的班车还没有起程，我立即包乘一辆的士前往嘉禾。没想到的士司机是一个生手，开起车来慢慢悠悠，心急火燎的我接过方向盘，亲自驾车向嘉禾驶去，终于在当日上午赶到嘉禾县城。

促我前行

我一直从心底真心感谢在嘉禾遇到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帮助，才使我得以顺利地揭开嘉禾高考舞弊内幕；更因为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更坚定了当一个称职记者的决心。

抵达嘉禾以后，立即着手进行采访，但总觉得难以深入了解舞弊内幕。在采访嘉禾高考考生时，学生的口径极其一致：首先自己绝对不会舞弊，舞弊的是极少数人，不能因为这些极少数人而影响大多数考生的成绩和学校的声誉等等。在采访监考人员派出单位——嘉禾县教育局职员时，获得的内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口径仍是惊人的一致：由于监考人员的工作失误，所以个别考场如306考场存在舞弊行为……然而记者的敏感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舞弊事件，学生和监考人员口径的惊人一致就说明许多问题，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揭开内幕的突破口呢？

在嘉禾，我的外地口音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一些人提高警惕，一些人开始接近。我几次前往嘉禾一中暗访，都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但总感觉有人在观察自己。有一次当我走出嘉禾一中校门时，一个当地人走了上来：“你是记者吧？”我看了看他，素不相识，但明显是一个忠厚老实者。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对，我是记者。”“是采访这次高考吧？”我又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对。”“你跟我来，我带你到一个地方，保证有你想要的东西。”我再次犹豫了一下，以前记者采访时遭暗算的事情，难道要发生在我身上？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管会遇到什么，先去看看再说。

这次贸然跟进使得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他带我找到参加今年高考的一些考生，其中包括一些参与舞弊的学生，得知此次大面积舞弊发生的必然性，得知他们舞弊的种种手段和监考人员如何配合……他还带我找到一些熟知嘉禾一中内幕的知情人，得知嘉禾一中的升学率压力和学校设立的重奖，得知一些老师对干部子女考生的关照。在他的帮助下，我了解到嘉禾县以往高考存在的种种舞弊黑幕……在他的帮助下，我搜集到20多名参加此次高考的当地头面人物的子女名单，有某县委副书记、某副县长、某局长……其中还有嘉禾考点考务组负责人的子女。当我要对他的帮助表示一些感谢时，他拒绝了，只是说，他就是看不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横行霸道，他无法容忍普通百姓子弟公平、公正地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被权势所堵塞。他希望我能将这次舞弊丑闻报道出来，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感谢。

尽管这些信息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嘉禾高考舞弊的内幕，但还须官方联合调查组权威调查的证实。由于尚处于调查初期，调查内容又对外界严格保密，再加上调查组本身也处于紧张的调查之中，所以我首次接触调查组时，那些官员对记者毫不理睬，绝不接触。我心犹不甘，仍在苦苦努力。

机会终于降临了。11日上午在嘉禾一中采访时，又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见我周围没人，走上来问：“你是长沙晚报的刘向晖？”一见到他，我便有一种预感，我的采访将有重大突破，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承认。“现在采访搞得怎么样啦？”他问。“还行吧。”我多少还有些警惕。“我经常在长沙晚报看到你的报道，也听说过一些你的事迹，这样吧，中午我给你一些东西。”说完他就走了。

中午，与他在一个安静隐蔽的小房间见面，他带来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调查组会议记录。上面有湖南省、郴州市两级调查组自9日开始的每次会议的详细记录，在会议记录上，我了解到嘉禾高考舞弊丑闻当事人交代的情况，包括嘉禾一中雷校长的三句话（据悉，雷校长在高考过程中对来自该县教育局的监考员讲了三句话：“不能出现大量答案雷同的试卷；不能出现集体性舞弊；学生十年寒窗不容易。”）等外围无法得知的内幕。在会议记录里，我先前采访到的许多东西都得到了证实。捧着这份绝密的会议记录，当时我激动得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知道，不仅仅只有记者才具有社会良知，只是记者能有公开的渠道可以让这种良知表现出来而已。在记者的背后，是许许多多有正义感、社会良知者在不图回报地支持、帮助我们，正是这些人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

仰天长叹

嘉禾高考舞弊丑闻调查完成后，我写了5000多字的报道，这可以说是国内最详细的对该事件报道。但此时我心中并没有一丝喜悦，相反地感到极其郁闷、窝火，因为在湖南，这篇稿件还未出世就已经胎死腹中。7月11日，湖南媒体纷纷召回各自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因为上面打招呼：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尽管《南方周末》随即刊登了我的稿件，但这并不能丝毫减轻自己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

干上记者这一行，便努力想做一个称职的好记者，努力履行“聚焦社会，关注民生”、“老百姓关心的，就是我要报道的”这些我为自己定下的新闻理念。所以我在《长沙晚报》机动记者部供职，一直远离那些会议、活动报道，总是竭力抓那些真正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管自己当时有多累，只要一听到有真正的新闻发生，就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样立刻精力充沛起来，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在令我兴奋的新闻线索当中，有许多涉及“揭丑”的新闻。但由于一些“婆婆”的刁难，一篇报道或一次采访往往就会被封杀，报社有正义感、有新闻眼光的领导也只能为之表示惋惜。往往是记者还在前往采访的途中，就被急电召回，或稿件写出后便被“枪毙”。久而久之，记者便能掂量出何种新闻题材是根本不能碰的，何种新闻题材是费力不讨好的，何种新闻题材是能给自己带来实惠的，大多数记者也慢慢失去了对新闻的热情。久而久之，所剩下的新闻题材就是那些不痛不痒、皆大欢喜的报道，报纸的新闻性、可读性等一些决定报纸发展前途的要素被忽略了，媒体许多社会功能自然就难以发挥。在嘉禾，每天都有当地人守候在嘉禾宾馆门前，包括我在内的记者每人都接到几叠厚厚的申述材料，要求记者对这些事进行采访曝光，而其中有许多是记者所无能为力的。回到长沙后，望着那些沉甸甸的申述材料，心中也总是沉甸甸的，因为我根本对不起他们的期望。

舆论监督是全国上上下下所提倡的，而一旦舆论发挥监督作用时，却时时受制于某些权势力量，这就是弱势媒体的悲哀，也是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细细想来，新闻界岂止只有我刘向晖一人才有这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