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为了“唤醒民众”，或许是在铁屋中醒来发出绝望的最后一吼，“格瓦拉”剧组声称他们的话语必须“简单化”，必须以简约主义的态度把“穷人对富人”的批判推至极端，必须让格拉玛号小船“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可是“批判的武器”怎样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呢？如果“简单化”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要从“空想”走向“科学”呢？“理想”毕竟只反映价值取向，只有“制度”才承担价值本身。制度必须符合现实，制度演变则反映不同理想之间的争斗，那些有力量说服民众的理想有可能最终改变现存制度。

----我们正处身于转型社会常常会经历的“普遍腐败”的时期。普遍的腐败，因为传统社会的规范与道德普遍地被摧毁了，而权力领域绝不会保持“真空”——于是每一种权力，从政府部长到司机门房，就都无药可救地滑向腐败。在“意义”消失的地方，我们真正拥有的如“格瓦拉”剧组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忧患”。凭了这一忧患意识，在“道义良知烟消火息的地方”、在“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在“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总会有批判的声音，总会有正义的诉求。

----格瓦拉所选择的道路和他所体现的精神反映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索和诉求。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里，“人”只能被贴上两类标签——“穷人”或“富人”。结果便是穷人们把富人打倒，推倒了他们的房子，再建造同样类型的房子，因为历史不承认简约主义的逻辑，历史不会因为穷人把一切人都扫平为“穷人”就前进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