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荣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街头巷尾文艺演出队频频亮相。我当时在一个小企业任支部干事兼团支部书记，作为文艺骨干负责编排了诗表演——《工农兵所向无敌》，被系统看中抽去参加宣传演出。照片中穿军装的即是本人，我和另一位演出者是党员，还有一人是团员，但成份都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演出结束后一些人借机造反，说“黑五类”子弟不能扮演工农兵……是污蔑工农兵；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会污染毛泽东思想。这场演出居然成为燃起我单位一场浩劫的导火索，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我的名字被写在墙上、门上、地上，不但倒写，还打上红杠、红圈，一时间我这个小人物成了“文艺权威”“走资派”。就这样造反派还不解气，准备组织人质问我为何使用“黑五类”宣传毛泽东思想。上级领导认为我已暂不宜留在原单位，干脆将我借去系统专搞宣传演出，就这样，我有幸避开了一场灾难。其实，造反派的最终目标是针对企业党组织，之后的“炮轰”、“踢开”、“砸烂”导致了企业瘫痪，生产停顿。

这段历史已成为过去，成为永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