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晚年，一次，他指着我对一位老朋友说：“她受的苦最多了。”我听了这话，不禁心里一热，赶紧掩饰地说：“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按说，我的前半辈子所受的苦，与父亲根本不能比，但回想起来，也还是经历了一些各式各样的磨难，被时代的大风雨考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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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娘胎里未见天日之时，我就开始经受到第一次磨难了。那正是在抗战逃难的途中，母亲挺着大肚子，离开将要沦陷的武汉，奔赴重庆，一路颠簸，总算我命大，居然安然无恙。

可是，到重庆后不久，还没找到住房安家，我就在旅馆里提前出生了。当时，日本飞机正在重庆上空轰炸，接生的女医生连手都顾不得洗，就匆匆跑出去躲警报了。父亲母亲就在旅馆里守着刚出生的我，静静地等待着未卜的命运。幸亏敌机没飞到我们头顶上，自是有惊无险。

几天后，我又遭到了另一场灾难。那是在半夜里，我这个身上还带有奶香的婴儿，被四川特有的老鼠看中了，在我的脸上乱咬一气，弄得满脸是血。急忙送到医院将伤口处理了一下，至今鼻子下面还留有一条隐隐的痕迹。

“皖南事变”后，全家辗转来到了香港。但是，香港米珠薪桂，我们一家四口光靠父亲的一点稿费生活实在不易，父亲又不愿向党张口要钱。于是，母亲就带着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哥哥回到了孤岛上海。几个月后，母亲不放心父亲一人在那里，就把我放在上海一家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托儿所里，自己带着哥哥又回到了香港。不料，母亲刚到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他们只得撤离香港，到达了桂林。一年后，又回到了重庆。可这时，已无法接我回到父母身边了。

就这样，我在那托儿所里一直呆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父母回到上海，才把我接回家。这四年多的生活，对我来说实在是没有正常的童年欢乐，而是很感孤独和郁闷。我对托儿所的全部记忆只剩下：吃不饱，常有病，饭前必须祷告感谢主……这点模糊的印象了。我原是四川乡下长大的又胖乎又淘气的小女孩，可是到接我时，父母简直认不得我了。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她(指托儿所所长)进去把晓风领了出来。见到的是怯生生的神色和瘦弱的孩子，心里真难受……孩子显然没有得到按上帝嘱咐的照顾……我们牵着孩子走出了铁门，我抱起她在她脑门上吻着，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一家团圆后，父亲尽量给我以爱抚和温暖，竭力驱散我心中那种陌生、畏葸的感觉，希望我能真正成为家庭的一员，身心都得到健康的成长。他们为此倾注了不少的感情和心血。似乎在一两年以后，我才和他们亲近，真认为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了。

在我记忆中，父亲从不责打我们兄妹，也很少大声批评。但我对他仍是很敬畏，总有点怕这又高又大的爸爸。他常在屋里背着手踱来踱去，思考着什么，有时又坐在桌旁唱歌似地吟诵着。一次，我正好在他的屋里，他就将我抱在膝上，教我念古诗。我听着他那特有的湖北口音抑扬顿挫地吟着：“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他一边吟一边给我讲解，在我的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我完全沉醉在其中了。这就是父亲在文学方面给我的启蒙教育。

慢慢地，我适应了学校生活，学习也开了窍，就有余暇来看课外书了。家里的书很多，我没头没脑地沉了进去，什么书都看。文学名著、苏俄文学、中国古典小说，甚至一些杂书，都要翻翻，还看得很快，一个晚上就能看完一厚本。完全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无选择无重点地阅读，甚至还看了一本《戏剧资本论》呢。时间长了，父亲可能觉得必须认真对待了，一天，他把我叫到身边，从书架上拿出了狄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三卷本，告诉我要好好读这样的书，此外并没多说什么。我捧着这三本书回到自己房里，很快就被它吸引住了。这是我第一本真正喜欢的书。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家中的中外文学名著，并且也开始逐本阅读鲁迅著作。我们兄妹三人都热爱文艺，不能不说是由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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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3年，我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有朋友劝父亲去找周扬，请他的夫人苏灵扬安排我到她任校长的师大女附中插班。父亲不愿意这么做，我就在另一所中学念了初三，毕业后，我居然考上了这所全北京有名的师大女附中的高中部。这回，父亲显得特别高兴，我也第一次感到了自豪。

迁居还不到两年，就发生了那场大灾难。我那时在学校里住宿，周末才回家。父母被捕的当天，不是周末，我没在家中，当时的情景是后来外婆告诉我的。

1955年5月16日下午，公安机关带人到我家来搜查，抄走了床边、桌边、抽屉内的所有书信、文稿及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物品，甚至在小院的树下还挖了很深，以防那里藏有什么“罪证”。直至第二天凌晨，才先后将我父母带走，分别拘禁。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现收藏着一张当年10月18日公安部签发的逮捕证，上面有父亲的签字。那应该是被捕五个月后补办的手续。

父母被带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只剩下了七十多岁的外婆和七八岁的弟弟。一夜之间，我不得不成了大人，要应付所有的事。这时，我正在上高一，刚刚16岁。像所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要求进步，并积极争取入团。几个月前，我还因父亲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而自豪呢。可这时，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漫画、政治讽刺诗统统压了下来，广播里成天是“打倒胡风反革命集团”、“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我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能让我钻下去，躲开这一切。

团组织对我做工作，要我揭发父亲的“罪行”，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当时，作为一名要求进步的青年，虽然我打心眼里从不认为父亲会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但也绝对不会怀疑党和政府的英明，我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能揭发出父亲的大量“反动罪行”，这样，不仅帮助了党和政府，还能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可惜，想来想去，穷尽了记忆，也揭发不出什么来。即使想出来一些，又实在批判不上去。大概是因为，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家人面前“伪装”得十分巧妙，再者我在他身边生活的年头少，我也还年轻，自然见到的情况不多了。我据实写了汇报，既没有添枝加叶，又不懂得人言亦云地痛骂一顿。几次汇报写下来，组织上对我失望了，我的入团愿望没能实现。好在当时还不兴“狗崽子”说，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歧视我，对我仍很友好，总是尽力地帮助我，希望我能“进步”。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正值“反右”的1957年，最要紧的政审我就没有通过，没有学校敢录取我，我当时虽然有情绪，但也无处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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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考了两次大学后，我灰心了，认命了。虽然那时的高中毕业生还比较吃香，我却没有找到好工作。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只好动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事光荣的农业劳动了。

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农场的党委书记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待人很好。1962年的一天，他忽然问我：“小张，你父亲回来了吗?”我很纳闷地答道：“没有啊!”他便告诉我：“就要回来了。”回到家中，我把这消息告诉了母亲，而在这之前，我们是绝口不提父亲的。这么些年了，父亲一直音讯全无，也不知他究竟怎样了，想到终于要放出来了，那就是要对这一案件做出结论了，心里不禁有点兴奋。但父亲没能在那年回来，后来听说，当时中央本来是想把他释放出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可是由于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最后没有这样做。

到了1965年，家中才知道父亲被关在秦城，并开始允许母亲去探监。她让我写封信给父亲。这可是个难题，我能写些什么呢?不划清界限自然是不成的，可是又怎样才能划清呢?正好，那时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并引起了轰动。我就以它为话题“教训”了父亲一番，要他“加强改造”“重新做人”。总之，是说了一些冠冕堂皇合乎政策的话。这下可触怒了父亲，为我将他与战犯、封建皇帝相比而大为生气。当时，母亲没把他生气的事告诉我，直到母亲写作《往事如昔》时，我才得知。现在想来，父亲一生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要他向“改造”好了的封建皇帝和国民党战犯学习，岂不是太不理解他了吗?

不久，我又做了一件令他伤心的事。那时，我正准备结婚。母亲在探监时将此事告诉了他，他希望我能等他出来以后再结婚，因为他已感觉到这日子不远了。他愿意亲眼看到唯一的女儿的婚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和我爱人是应该理解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按照“反革命分子”的意思行事。也未免太“落后”了吧。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没有满足他这小小的心愿，赶在父亲回来之前结了婚。尽管我这样伤他的心，他却没有生气，还给我们写了几首诗，以表示做父亲的祝愿。母亲大概是怕我们不乐意，所以并没有把它交给我们。前些年整理父亲书信时，我才发现。我和爱人看了，禁不住一阵酸楚，为我们的无情而深感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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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胡风”一案结束，父亲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14年徒刑。当年年底，说是“监外执行”回到了家中。全家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过完春节后不久，父亲就被遣送到了四川成都，母亲自愿同行，在那边安了新家。这之后他们的情况，我们兄妹只能从母亲的信中大概知道一些。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个月后，母亲来信的地址就换成努判畔淞恕Ｎ颐侵道他们的生活有了变故，但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也别问。那年年底，我生下了大儿子。孩子的相片寄给了他们，这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后来他一直把这张相片带在了身边。

随着形势的越来越严重，我的哥哥和弟弟都不再和他们通信，只通过我来与他们联系，也就是互相报个平安罢了。再过了若干时间，我母亲不再来信了。

弟弟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去了内蒙插队，每年冬天回北京来过年，在外地大学工作的哥也在那时放寒假来到北京。只有这时，我们兄妹三人才能团聚。要感谢我善良的公婆一家人，是他们给了我们以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声浪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我所在的农场虽在农村，但也并非世外桃源，我们夫妇在运动中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差一点被“打”成什么“分子”。这里面的“故事”说起来一言难尽，就不是我这短文所能包容的了。

1973年我母亲来到父亲身边(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后不久，她开始给我来信。信中没有明说父亲的情况，只看得出他们经历过一段不寻常的时期，目前已比较稳定。同时，我们几个的情况也比前几年要好多了。×× ×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秋，恢复了高考制度，弟弟在插队10年后考上了大学，《中国青年报》特地发了报道。这是个可贵的信号，我们都感到情况有了转机，母亲的信上也开始有了乐观的话语。

终于，1979年1月12日，我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离此去成都”。他恢复自由了!不久，弟弟去成都看望他们，与他们共同度过了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年春天，我也请假来到了花团锦簇的成都，与久别的父母团聚。

母亲的样子没什么变化，一点也不显老。父亲也仍然是又高又大，充满了自信和斗志。这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并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儿。当我和母亲单独在一起时，她告诉了我她当年到大竹时父亲精神失常的情况。真难以想象他怎样才能从那样一种令人心碎的状态恢复到现在这样正常健旺的状态。毕竟是又经受了十多年的牢狱之苦啊!多亏了有母亲这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才得以挺过来，回归到了从前的胡风。

那些日子里，他们陪我一起游玩了成都的名胜古迹，还到青城山去住了两天。本来，他一直在紧张地给中央写着有关材料，要把过去不能辩白的事情说清楚。表面上看来他的精神很好身体很好，但实际上他身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劳累。可是，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劝说，不肯休息，我只好借此机会让他多到户外活动了。

再来到成都，已是这年的11月底。父亲终于因劳累过度，导致前列腺炎急性发作病倒了，需要动手术。我和母亲轮流照料他。两次手术动下来，因失血过多脑供血不足，他原有的心因性精神病突然复发了。

一天，本来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的他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努力着要下地，同时口中还不断地嘟嚷着：“我是反革命，我是日本特务，我有罪啊……”我赶紧把他按住，不让他起来，同时把护士叫来。但他的力气陡长了不少，竭力挣扎着，根本不认识我们了。费了很大的劲，他才被我们按倒躺回了床上。这时，他又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想不到一个意志极端坚强的人竟会被折磨成这样。想起母亲告诉我的他在狱中的情况，我真害怕他的病情会发展下去，那样他可就彻底毁了。

过了不久，中央接受了我们的要求，送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经过多方治疗，也曾到上海精神病总院接受治疗，他的精神疾病得到了控制，能够写作和参加政治活动了。

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正式平反，父亲的工作安排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顾问，我也同时从劳动了20年的农场正式调到艺术研究院，做他的秘书，协助他的工作，照顾他的生活。

这段时期，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我逐渐熟悉了他的文章著作和工作作风。他在平反后的几年内，还写作了数十万字的评论和回忆文章。我在帮他抄写手稿和陪他参加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对他加深了了解。更重要的是，我从中体会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和高度的责任心，学到了很多东西。

好像是在争夺时间似地，最后两年里他写作得十分紧张。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竟能在二十多天内写成四五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四五万字的长篇回忆《鲁迅先生》，也只花了一个多月。若不是有日记为凭，简直是难以让人相信。

可是，他还是没能写完他想写的文章，《回忆录》写至四分之一时，癌症就结束了他追求、战斗和苦难的一生。

父亲去世后，我致力于整理他的文稿、各种材料，编辑出版他的著作和书信、日记等。今年1月，集多年工作之大成，一套十卷本的《胡风全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印出，成为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能为胡风研究提供尽可能详尽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世人得以全面公正地评价父亲的一生和他的理论建树，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实现了父亲从未说出的对我的一点期望吧。

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我始终没有写过纪念他的文章。但本文实在也算不得是纪念文章，只能说是留下一点与父亲有关的个人生活印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