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

那一种不真实的美丽

听到连莲的名字，是在1998年4月。

当时，广州正在举办第六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媒体突然爆出一条新闻：“报名参赛者中有一个叫连莲的变性人!”后来，又风闻大赛主办者拒绝其参赛，舆论为之哗然。

1999年的4月，我在广州出差。这天，打开电视机，有一个谈话节目正在讨论“变性人”问题，舌战正酣时，主持人宣布，有请一位经历过蝴蝶般蜕变的嘉宾——连莲小姐。

我想起了这个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人物。连莲，就是她了，这么戏剧性地出场，话却说得很少，下场时深深地鞠躬，头发垂落着，遮住了令人颇费思量的表情。

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她藏着百转千回的敏感和忧伤的眼神，令我无端地想起因为沾了露水而无法起飞的蝴蝶，那一种柔弱的挣扎。这眼神使她显得与那些没心没肺、哗众取宠的花边新闻人物很不同，也因为这眼神，我决定了要采访她。

那天，下着大雨，流花宾馆大堂里坐满了躲雨的人，连莲坐在角落，很安静、很孤独，好像有一层透明的屏障，将她与身外喧嚣的、真实的世界隔绝开来。

她的确与我印象中的变性人不同，没有骨节阔大的手、黯哑的声音、夸张的强调女性化的化妆、服饰、举止……坐在我面前的连莲，嗓音清脆、举止得体，只淡淡地涂了口红，穿着流行的T恤和中裤，就像一个清清秀秀、自自然然的邻家女孩。

然而，在知道了她故事的人看来，这美丽，也许不过是镜花水月。

前生：他轻轻剪开了“她”的蚕衣

197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一个古老的城市，一个家庭悲喜交集地迎来了一个小生命，这是他们在接连生了6个女儿以后终于盼来的儿子，但最期待这个小男婴的父亲，却在孩子出生前突然去世了。

变性人的童年都是相似的。

继父常年在外工作，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关于家里的女人的：奶奶的宠爱，6个姐姐把小弟弟扮成最可爱的娃娃……

他长成了一个多么乖巧、甜美的孩子，总是清洁又安静。他喜欢端一只小板凳看妈妈干活，有一次，看见妈妈的手上长满了冻疮，伤口裂开了，在刺骨的冰水里流着血。他心疼地哭了，用娇嫩的小脸去贴妈妈的手……

“这孩子真会心疼人啊!”妈妈和奶奶这么说，她们因此更加疼爱他。

大人们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啊?”

“想做‘妈妈，!”他脆生生地回答。

也许，他朦胧地意识到了母亲的伟大，希望像妈妈一样爱所有的人，也被所有的人爱……也许，只是因为在他男孩子的胸腔里，跳动着一颗特别柔软的心。

他长大了，不可以再扎着蝴蝶结和女孩子们一起跳橡皮筋了；他在男孩子们推推搡搡的游戏中感到恐惧……他感到了自己的异样，像传说中的蝙蝠，被鸟儿赶了出来，又被走兽推了出去。

不知从哪一天起，童年的快乐不再了。走在操场上，他听见男孩们的嘲笑：“假女人!”、“阴阳人!”。下了课，他像子弹一样飞奔回家，只因为他无法在学校上男厕所——那是他的青春期，看见男孩子的身体，他害怕得快要死掉。他疯狂地迷上了琼瑶小说，那种缠绵凄美的文字，对于孤独和梦幻，是致命的滋养。

遇见忠，就是在他读完全部琼瑶小说之后，那时，他17岁，刚从职高毕业。忠22岁，是第一次回乡探亲的年轻士兵。

在一次校友的聚会上，忠认识了两个美丽的“女孩”，一个长裙飘飘，叫云；另一个剪短发，穿着宽松的T恤和牛仔裤，有一双梦幻的忧伤的眼睛，自称连莲。

第二天，忠邀请两个女孩出去玩，云是亮丽的、快乐的；连莲是朴素的、压抑的。他们爬山、划船、打乒乓球，连莲终于笑了，这一笑，“她”便有了那种年轻、多情的味道。

三人组的游戏继续着，这个夏天太短，所有的欢乐和忧虑都来不及过滤、澄清……忠要走了，云哭得难解难分，但忠说，最后一天，他想见的是连莲。

他们在江边走了很久，忠断断续续地说，第一次见面，他就喜欢上了那个连莲，后来，他几乎爱上了“她”，即使是在知道了“她”是男孩以后，他还是无法摆脱……

忠的声音痛苦而困惑，他突然扳过连莲的肩膀，对着“她”的脸吼道：“我就是不相信你是男的，不相信!你是一个姑娘，戏文里女扮男妆的姑娘!”

连莲什么也没说……泪水流干的时候，他的心里透过一线光亮——他终于明白了他是什么人，他是一只困在陌生的茧里的蝴蝶，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

(连莲的身心异性被认为是易性癖。著名性学专家何欧尼格博士指出其特征是：深信自己是真正的异性；无生理畸形；要求医学将其改造成真正的异性；希望周围人按照其期望的性别对待他。

易性癖在男性中的发病率为7万分之一，女性为10万分之一，一般认为与童年性别误导有关，近年来更发现与基因变异有一定关系。)

在血与泪中重生

在忠出现以前，连莲只是不喜欢做男孩，现在，他恨自己不能成为女人。

对于一个在小说和梦幻中长大的17岁的孩子，爱情一旦到来，便是一发不可收拾。

秋天来了，天空都是阴云，他感到窒息。一天，他从刚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百货商店消失了，留给家里的字条上写着：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去了成都、西安、西宁，一程一程地赶往西藏，那是忠当兵的地方。高原反应强烈时，他想着：如果我在寻找忠的路上死去……心中满是自怜和自虐。

进藏7天以后，他找到了忠，突然，狂奔的双腿僵直了：“天哪，我算他的什么人，我用什么身份见他?”

忠又惊又喜，他告诉战友，这是他的小表弟，千里迢迢来探望他。两人相对时，忠感动地说：“如果你是一个女孩，我一定娶你为妻!”

还能怎样呢?

和忠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牵手，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在恋爱!”连莲说这是他的梦。

忠说：“我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开始生活……”说完两人看着窗外的世界，明白所说的都是梦呓。

10天的梦醒得非常痛苦，忠把连莲送出了哨所。来时的希望燃烧殆尽了，而绝望已经生长，似乎漫漫无期，连莲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样绝望的生活毫无意义、不如……

恍惚中，一本杂志进入了他的视线，破杂志封面上的几行字若隐若现：“中国第一例变性手术……”

是不是有一只神奇的手在生死边缘指点他改变宿命?他喜极而泣。

回家以后，他打听到，手术需要花费近3万元。

他决定打工赚钱。1995年大年初二，他悄悄去了海口，在一家名叫“花仙子”的大美容院，他应聘美容师的工作。

老板一口回绝了他：“男的不要!”

他请求试一试，当他伸出双手时，几个美容小姐惊呼：“他的手，比女人还像女人，是一双天生做美容的手!”

连莲留了下来。他的工资很快涨到了2400多元，他往家里寄1000元，自己用300元应付日常生活，其余的钱全部存起来。

1996年春节，连莲回了一趟家。亲友们谈笑着说到一个怪人：“那家伙居然跑到上海去做什么手术，要变女人哪!”一直沉默着的连莲突然激动地抬起了头。

第二天，连莲辗转找到了他——那个自称姗姗的“怪人”。他二十三四岁年纪，念过大学，现在是医生，他对连莲说，上海的医生都说这类手术现在不做了；他们还说，以前做了手术的那些人有的被单位除名，生活无着；有的被家庭抛弃，痛不欲生……“我们啊，不做手术痛苦，做了手术也许会更痛苦!”姗姗说。

就这么完了吗?连莲不甘心……这年中秋节，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连莲，我是姗姗!我找到了华西医学院，他们肯做手术!我——我现在是女人了!”

1997年春节，连莲回了家，他对家人说，海口的美容公司派他到新加坡工作，一去就是3年。年初六的清晨，连莲离开了家，姗姗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着他。以邹景贵教授为首的专家为他会诊，结论是，他的男性特征不明显，心理完全女性化，具备做变性手术的生理和心理基础。2月18日，连莲的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分为3部分：隆胸、磨平喉结和生殖器改造，医生说：“手术有可能导致半身瘫痪，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莲莲把手术的过程形容为“炼狱”。每一次从麻醉中苏醒，他都觉得已经无法再忍受痛苦了，他哭喊，嚎啕，神思恍惚地叫：“妈妈!”小时候，他是个多么怕痛的孩子，每次生病打针，妈妈都把他抱在怀里，一圈圈地绕着医院走廊转……“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他喊。这时，姗姗俯在他耳边轻声说：“连莲，看那镜子，你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了，再忍一忍，忍一忍!”在这甜蜜的“符咒”声中，连莲紧咬着双唇，安静了下来。

(据研究显示，80％以上的易性癖患者无法通过心理疗法得到矫正，而手术后的易性癖患者如何以新的性别角色融入社会，是一个有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今世：望断天涯无归路

做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忠，但到了梦想成真的这一天，连莲怀揣着一张注明女性身份的新身份证，却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广州是一座开放的大城市，可以像海浪抹去沙滩上的字迹似的，将一个人生存的印记消弥得微不足道、无影无踪。连莲和姗姗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也感到了这自由另一面的重压：贫困、孤独、无所依傍。

她们在市郊花100元租了一间破屋，屋里什么也没有，她们便捡了些旧报纸铺在地上，放平疲惫的身躯。

终于，连莲在一家小美容院找到了工作，不久，又跳槽去了一家外资美容公司，而姗姗仍然一无所获。

破屋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冲突终于爆发了，姗姗骂连莲趾高气昂；连莲指责姗姗吃不起苦、怨天尤人……姗姗决定离开，连莲像从梦中惊醒，追悔莫及：“姗姗，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你在医院里陪我、照顾我，留下来吧，我们永远是姐妹。”

姗姗谅解地握着连莲的手，但她还是走了。

连莲就这样告别了和她过去的生活有联系的最后一个朋友。1997年10月，她考入了挂靠在某文化团体下的模特表演队，当时，她孤独到了极点。

模特队的女孩子们一律住集体宿舍，连莲发现有两个女孩好奇地盯着她看，她的心顿时沉了下去。晚上熄灯时，其中一个女孩故意挨近了她，连莲慌乱地看她张开了鲜红的小嘴——没想到，她竟然吐出了这样的话：“姐姐，你打扮得真时髦，妆化得又自然又好看，你教教我们吧。”

从这天起，连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朋友。两个女孩都是西北人，才18岁，艺名叫玮玮和珂珂，她们天真单纯，好多个雨夜，两个女孩挤上连莲的床，边吃小零食边聊女孩子的话题。有一次，珂珂对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伙着了迷，连莲慢慢地给她分析：“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来照顾你?他是不是只拖着你玩却不关心你的前途?要知道。男孩子赞美你漂亮，说喜欢你是很容易的事，肯从小处关心你才是真疼你呢。”

珂珂听得一脸钦佩：“连莲啊，你年纪不比我们大多少，怎么会这么懂男孩子的心事?”连莲在黑暗中沉默着，她想起了从前，那些男孩子堆里的谈话，如果这一切真相大白，眼前这个温馨的闺中雨夜是否会被看成一场虚伪的欺骗呢?

也许，她的新生就是一场骗局，她一直在骗取友谊、爱慕、父母的信任，她一直欺骗自己：不敢回首“前生”，不敢给忠挂一个电话……她突然有了想让一切透明的冲动。

在广告新星大赛的风波中，她知趣地悄悄搬离了集体宿舍，没有和谁告别，是不想看到熟悉的眼睛变得讥讽、恶意。

离开后，她的拷机一直在响，珂珂和玮玮在上面留言：“回来吧，连莲，我们不在乎你的过去，快回到我们身边!”

原来，玮玮和珂珂也搬离了宿舍，她们要和连莲住在一起，做好姐妹。连莲终于相信，她的女性身份在真正的朋友心目中，是真实的。

重新聚首，连莲积聚在心头的秘密像决提的洪水，一泻千里……珂珂和玮玮静静地听着，窗外是大雨滂沱的热带城市的不眠夜。

珂珂和玮玮睡下之后，连莲冒着大雨走向街头电话亭，她拨着珍藏着的忠的电话号码，拨着、颤抖着、停顿着……2个多小时后，忠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为了这个时刻，连莲的小舟已行过了万重山。

清晨，连莲全身湿透地躺在床上，玮玮和珂珂忙用摩托车送她去医院，为了不让她再着凉，两个女孩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紧紧地贴着连莲，用年轻的身体为她们的连莲挡住前后左右的风雨。

参赛风波也传到了连莲的家乡，这天，连莲接到了五姐的电话：“小弟，你骗爸爸妈妈，说你在国外工作，他们一直相信你，也为你自豪，现在……你该给爸爸妈妈去个电话。”

在给爸爸妈妈的电话里，连莲只重复着一句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妈妈说，我们想看看你，就想看看你。9月，妈妈来了，在机场，连莲远远地看见了一个苍老的妇女，泪水便不可抑制地流下来。妈妈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孩子，你瘦了!”

妈妈在广州住了一个星期，始终没有说责备的话，临走，妈妈说：

“孩子，你该对我们说啊，我想着你在医院里孤零零一个人，真太可怜了!”

“无论作儿子还是女儿，你都是咱家的孩子，春节回家看看吧，奶奶想你啊!”

1999年新春，连莲回到了那座四川古城。

居民楼分外安静，熟悉的景物历历在目，就像无数次的午夜梦回——除了这耀眼的阳光，它刺痛了连莲的眼睛，提醒了她：这不是漫无边际的梦境，而是众目睽睽下的现实生活。她想起了一直想忘记的五姐的话：*你的事情传出来以后，爸爸妈妈都病了，就怕左邻右舍嚼舌头啊。”

“过去，他们以为儿子在国外工作，你每个月寄钱回家，逢年过节还给一家人寄礼物，他们觉得很光彩，现在，他们处处躲着人……”

连莲想起了在广州街头，那些指指点点，难道她要把这些永远粘在自家门楣上吗?不，不能回家，永远不能回家——她住进了宾馆。

家人把奶奶抬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症，只有听到孙子的名字时，眼里才有光彩。连莲哭喊着：“奶奶，看看您的孙子，我在这儿，是我啊!”

奶奶的眼神掠过连莲的脸，只流下两行老泪。

连莲也见到了不再是军人的忠，构思中的山崩地裂没有出现，是如此平静地在夕阳下道别。那些诺言已经淡薄得像一枚脆黄的旧书签，他不爱她了，甚至羞愧、畏惧于曾经发生的一切……那么就道别吧。

连莲含泪说完了她的故事。她说，重新走在喧嚣的广州街头，看见那么多人为他们高远、繁复的梦忙碌着，她只庆幸，她是那么享受着她简单的梦——“做一个女人”。

(对一个人以巨大的自我牺牲选择的生存方式，我们似乎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

连莲还很年轻，她对爱情、生命的看法都是理想化的，她的特殊的身份又使她与真正的生活若即若离，她的青春的梦因此格外漫长。

我们期待这一羽梦幻蝴蝶以她自己的方式，飞向阳光，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