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占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伊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直探晚明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将之视为中国新文学的活水源头,从而为20世纪的新文学进行了合法性论证,奠定了新文学的性灵本体;而周氏在本书所勾勒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乃是“言志”与“载道”两派相消长的宏观线条,其用意已超出文学范围而旨在进行文化批判,矛头直指中国千年传统的儒家之“道”。因此,无论是就晚明公安三袁还是就20世纪新文化运动来看,性灵之说都不仅是一种文学主张,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呼号,一种打碎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呐喊。性灵之说虽属古代,但在20世纪依然发扬光大,成为古代与现代的桥梁,传统与创新的纽带。

也许正因为“性灵”说对于20世纪具有独特的意义,“性灵”派研究一直是学界不衰的论题,与晚明公安三袁一脉相承的18世纪的袁枚自然也成为学术热点。本世纪20年代杨鸿烈的《袁枚评传》从思想史角度考察袁枚,径直将袁枚视为“五四”新思潮的前驱者,认为袁枚文艺思想远在其创作之上,甚至认为“袁枚实在算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对于文艺有极正确的见解最令人钦佩的大诗人”;当代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蔡尚思认为袁枚是中国古代情感哲学最杰出的代表,“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学者,包括和他同时的戴震在内,都很难同他一比”。蔡尚思在80年代拟订的《袁枚思想体系纲目》一稿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位不被重视的大思想家”,着重点仍在袁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