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佩

●在尘俗的诱惑中，我不想为自己可能的堕落寻找任何借口

写完这篇文章，我就要去美国旧金山参加国际舞蹈节了，我将在美国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还要回来，回到我在北京魏公村的小小的房间里，我的妈妈在等着我回来，妈妈已经60多岁了，她患癌症已经15年了。15年来，妈妈一直和我在人地生疏的北京，互相搀扶着，在艺术和生命的旅程中相依为命。

妈妈为生命而活，我为舞蹈而生。

我曾跟妈妈一起住过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小木板房，住了15年。今年刚刚搬进一栋旧楼的一间有20平方米的房间里。那间已经拆掉的木板房里，曾经住过一茬又一茬艺术家，我是它的最后一任主人。几十次出国，又几十次回来，在美国、在日本、在菲律宾，每次出国，都有当地的富商、政界人物、艺术名流邀请我在当地开办舞蹈学校，待遇当然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我没有留下。我不想在世俗的诱惑中，为自己可能的堕落寻找任何借口。我以舞蹈的名义，坚守清贫与孤独。

●舞蹈，它将变成火焰、情感和歌声

读者朋友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到达美国旧金山了。这已经是我第五次被邀请去美国了。

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舞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会员。1992年我应邀到菲律宾演出、讲学，在菲律宾的一年中，我为菲律宾编创了大型舞蹈史诗《华商之歌》，还编创了民俗舞剧《春夏秋冬》，两台节目我都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都在菲律宾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表彰我的成绩，菲律宾文化部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菲律宾国家电视台为我制作了专辑并多次滚动播出。1993年回国后，我又被首都《回族大辞典》列入杰出人物。1994年我去美国演出、讲学，美国泛太平洋演艺协会颁发给我“最佳民族舞表演”证书，美国的达拉斯市还发给我一个“荣誉市民”证书。当然，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真诚地渴望我能留下来，帮他们创建舞蹈学校。我不是没动过心，但我想，既然我穿上了这双舞鞋，我就不能停下来。我觉得，艺术家总是被精神召唤着，凭借我的天赋和勤奋、刻苦，通过自己创造性的舞蹈语汇把自己深刻的内涵外化出来，我坚信这种新的表现形式能使中国舞蹈在当今中国产生一个新的兴奋点，所以，我对真诚挽留我的朋友们说，趁现在我还能跳，就让我好好跳几年吧，等我实在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办个舞蹈学校，那时候再教舞也不迟。

舞蹈不仅仅是我的事业，也是我情感的寄托，我渴望用生命、全部的青春、情感、热爱，尽我绵薄之力，为中国的舞蹈做点什么。作为一个普通女性，我觉得这是我对女性、对母亲、对所有追求爱与美的人们的一点回报。

1980年我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第二年考人中央民族歌舞团，很快就以《敦煌彩塑》、《蛇舞》确立了在歌舞团的独舞位置。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创作并表演了《凤尾竹》、《贵妃舞霓裳》等大量的舞蹈作品，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我说不清。后来有机会出国，我看到了中国舞蹈的优长，也看到了差距。眼界的开阔和一个舞蹈家的艺术良心，使我对原有的舞蹈设计进行了重新审视。我不相信，我们的舞蹈沦为一种点缀，也不忍心看着我们的舞蹈在夜总会和酒店里成为低俗的“伴餐舞”，舞蹈家也绝不能成为“秀色可餐”的玩物。

●高贵，它可以蔑视金钱，也必将打败恶俗

举办一场晚会的费用，起码需要40万元。

我的工资单上每月是400元。也就是说，靠我的收入要举办这样一台晚会需要攒100年。

1995年初，我为自己的专场晚会确定了基调，就以《女人·情感·生命》为主题。我认为，男人可以为了事业为了生活为了社会，但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和生命。为了拉赞助，我拟制了一份策划方案，凡是能帮上忙的朋友我都给他们一份，但是，一年过去了，我没有拉到一分钱。而我受到的屈辱，却是用笔难以描写的。

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成了一个交际花，周旋在这个老板和那个经理之间。有一天晚上，我请新闻界的几位朋友到歌厅去唱歌，因为大家彼此熟悉，玩得都很开心，我的心情也一扫近日的阴沉。大家正在兴头上，我的呼机响了，是一个老板打来的传呼。朋友们问，是谁打传呼?我按了一下显示键说:“没事，咱们继续玩。”然而，那个老板好像不死心，呼机一个劲儿地叫个不停，我知道不回电话是不行了，因为这几天我正跟那个老板谈着赞助的事。老板当然没有其它事，就是让我去陪宴。我回完电话，脸上的不快显然让朋友们察觉出来了。他们关切地问我什么事，我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晓佩，你不要为难，咱们是朋友，没关系，以后聚会的机会很多。这样吧，我们大家送你去。”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听他们的。

朋友们开车把我送到了某星级酒店。可我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那天晚上，我在老板的宴会上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拉赞助的事泡汤了。

如果像那个老板让我陪宴仅仅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表示他跟一个在国际上多次获奖的青年舞蹈家关系很不一般，那也没什么。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个别老板兜里有了一点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时刻摆出一副买尽天下美色的派头。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联系了一个公司的老总，老总请我们去唱歌，表示先认识一下，赞助的事好说。我听了很激动，化了妆，穿上晚礼服准时到某夜总会赴约。我跟朋友到了夜总会的KTV包房时，老总早等在那里了。老总看人的眼色让我很不舒服，但根据朋友的暗示，我还是坐在了老总的身边。老总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在变幻的灯光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草原上的一种动物——狼。

老总灼热的眼光里燃烧着玩味和猥亵，他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我强忍着喝了一点，我当时肯定是满脸痛苦，但老总好像并没有看见，他的兴致特别高，一边大谈艺术的高雅，要为我的舞蹈无偿赞助；一边身体有意无意地向我身上靠，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递给我酒杯的时候顺势摸了一下我的手，我很害怕，极力地往旁边躲着，我的脸上开始出现惊恐……

老总终于有些恼了，他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着我说:“何小姐，那你是不要坐在我身边了?”

我怯怯而又坚决地说:“不要!”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丧失自己做人的尊严。

●誓不回头，我用血性的头颅撞击世俗的南墙

1996年2月，经过一年的奔波，第一批资金到位了。提供赞助的是甲桂林文教基金研究会。基金会的张董事长看过我的舞蹈表演，他认为我的舞蹈很有创新也很有潜力，他说他为舞蹈艺术的魅力所打动。我向他介绍了我举办舞蹈专场晚会的设想时，张董事长沉吟了半晌，缓缓地说:“晓佩，我不知道我们能帮你到什么地步，我们基金会也挺艰难，但为了艺术，我会给你一个答复。”

几天之后，张董事长打电话给我:“我们基金会可以帮你10万元，没有任何补偿条件，但你必须通知我们基金会你是如何使用这笔钱。我们基金会决定参与这台舞蹈晚会，是因为你对舞蹈艺术的痴迷和你独特的舞蹈语汇打动了我们……”握着话筒，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在我拉赞助的经历中，有多少次了，我把那些叫作眼泪的软水咽进肚里。母亲知道我受了委屈，她说:“女儿，咱不搞了行吧?”我说:“不行，妈妈，我一定要搞!一定!”

人生中有许多东西是不能不执着的，执着常常成为成功的起点。对我而言，名利都是身外之物，而在执着的追求中的苦乐，让我体味了人生价值的所在。我坚持着我的梦想，至于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已不再重要。

我的执着打动了很多人。1996年3月8日，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给我的舞蹈专场晚会带来了又一线希望。《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几乎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以《她以舞的名义》为标题，为我的舞蹈艺术和专场晚会的设想，以及在拉赞助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进行了全面报道。

从报道发表的当天起，我和报社接到了许许多多的电话和来信，他们中有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工厂的工人和机关的职员，有下岗女工也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一位外地的打工妹，把自己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夹在信封里寄给我，她说她也是个热爱艺术渴望成功的女人，但她现在只能首先为生存活着，她只有这么多钱了，全寄给了我。一位男士在打给《北京青年报》的电话中几次泣不成声，他说他刚从美国回来，是去留学的，没赚什么钱，但他愿意为我的专场晚会拿出1万元。他强调他不需要我知道他是谁，他说他只是为了一份感动、一份心情。北京电视台的《今日女性》、《中国之窗》和香港凤凰卫视都分别为我录制了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编导晨光，带着摄像记者跑到我们单位找我，几乎天天泡在我家里，抓拍生活中真实的镜头，他们陪我练功、拉赞助、做晚会演出的宣传，录制了30多盘录像带，他们剧组撤离的时候，我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每天到我家过日子，以后不来了我可能都不习惯了。”

●穿上红舞鞋，我就没打算要停下来

捧着他们怦怦跳动的热心，捧着这一份感动，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举办这样一台晚会的压力。既然穿上了这双红舞鞋，我就没打算要停下来。我一定要办好这台晚会，否则我就对不起任何人，也对不起我自己。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最高的美学价值和最强观赏性的最佳结合。我把晚会的舞蹈分成了3部分，主题分别是“生命”、“情感”、“超越”，用“太极”作为构思的象征，这样就给艺术创作留下了很大的表现空间。从1996年9月开始，我就把自己扔在了排练厅，一直舞到了1997年初。我请中央民族大学和我们单位合办的舞蹈大专班学员担任晚会的群舞，从试排、磨合到彩排用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请来北京最好的音乐、舞美、服装、编导、摄影，组成了强大的阵容。

1月22日，座无虚席的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它曾让沉寂了多年的芭蕾舞在这里再现辉煌，让高雅艺术掀动了人们的高涨热情。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这是我艺术生命的一个生日。

以舞者的名义，在红尘中我为自己守候一片洁白，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坚贞。

(摘自1998年5月15日《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