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珂

1993年10月，当望眼欲穿的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市农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命运何以如此不公?我的分数已超出省属重点中专13分，结果却落入“调配志愿”，进入“第四梯队”。吃惊之后就是暗暗叫苦:这年月，大学生都在找“饭碗”，更何况中专生?更何况沾了一个“农”字的中专生?父亲在一旁却笑逐颜开:“孩子，你今后就是‘国家人了，吃商品粮，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精通农活的父亲对现状糊涂得可以，他对命运的预测仅停留在“1963年咱村考上了一个中专生，现在是一个大单位的头头，享不完的福”的水平。我的家乡是川北一个任何信息都被四面大山无情阻隔的闭塞山村，穷到如果一个人有50元钱，就被大家羡慕为“有钱人”的地步。

靠特困生助学金、优等生奖学金及课余给人拉板车、散发广告传单、推销产品、做“钟点工”挣钱，我终于读完了漫长的3年中专。我无其他奢望，如果能分配到本县哪怕最差的一个乡的农经站工作，就算祖宗积德了。

家里离县城很远，我担心延误了消息，回家向父亲报到后又匆匆赶往县城。我住在一个同学家中，天天往人事局跑。这一年天气特别热，我仅存的一点希望也终于被蒸发得一干二净:各机关事业单位早已人满为患，县属企业又债台高筑，根本无法“消化”掉我们这一拨人，只能原则上考虑极少极少的一点点。最后，“原则”上分配的那些毕业生，仍是那些不坚持原则的关系户。起初我想，如果择优分配，就算被“淘汰出局”我也心甘情愿。我时时揣着一摞获奖证书、发表的文章和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等待竞争，但没料到还没上场戏就演完了——结束语是“自谋职业”。

乡邻的不厌其烦的探询使我垂头丧气，父亲的叹息、母亲的流泪撕裂着我的心。我对父亲说干脆出去打工算了，总能混碗饭吃，说不定还能闯出个名堂来。父亲眼一横:“那，这几年的书不是白读了?”母亲劝:“你担不起挑不动背不了，那个苦吃不下来；再说，你人又老实，出了力拿不到钱怎么办?”父亲也没了主意，扛起锄头对我说:“罢了，罢了，咱们是‘农命，跟我侍弄庄稼吧，也算专业对口。”在家苦捱硬撑了两个月，我耐不住性子，又溜到县城看情况是否有变。

路过一间打印室，我记起邻居托我复印承包果林合同，于是走了进去。一个中年人正不停地催促那个打字小姐:“快点行不行?”打字员满脸通红，一边敲键一边充满歉意地说:“我只会打汉字，英文不熟悉。”中年人说:“老外马上就要到了，材料还没整出来，糟了，糟了，你误了大事。”我在学校参加过电脑培训，“泡机”时间比较长，知道英文不好对付，倘不熟悉英语单词，看一个字敲一个键望一下屏幕，不但速度极慢，而且极易出错。我手痒痒的，说:“我来试试。”满脸狐疑的中年人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说:“就让他试一试吧。”由于长时间没上机了，开始我还比较别扭，但不一会儿，就点键如飞了。半个钟头后，4页稿子脱手。

原来中年人是县扶贫办主任。他说，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立项目、接受外援机会多，打印资料也多。外国人财大气粗，爱发脾气，来了就要看材料、听汇报、实地考察。扶贫办拟好稿子后，要上级审签，再请人翻译，最后打印成册，因此时间就很仓促，于是在外国人面前出了几次“洋相”。比如有次把“burn”(烧伤)打印成了“burp”(打嗝)，结果本来是烧伤27人，外国人还以为是27人在打饱嗝，这不是开国际玩笑?长此以往，有损形象。主任接着说，扶贫办有一台德国某基金会捐赠的电脑和复印机，闲置在那儿。“单位人手少，我们没有心思去摆弄那东西，反正迟早我们要雇人的，老外答应从项目资金中提取一部分解决工作经费，你就到我们那儿打字，每月250元，如何?”我想:250元的月薪除去生活费、临时开支，所剩无几。但我又不能放弃任何机会，我边考虑边说:“干脆你把那套设备租给我，你们单位的材料我优先、优惠打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年租金定为3800元，开业半年后付清。扶贫办的材料定点在我那儿打印，也不优惠。他说，凭发票在老外那儿实报实销，就不必优惠了。你是一个穷学生，我们扶贫办对你扶贫也是理所当然的。主任很高兴，扶贫办三个人，无任何风险，无一分投资，每年坐享外财几千元，何乐而不为?我也思量过:由于本县信息不灵，打印营业部仅四五家，乡镇还是空白，许多人只好专程来县城打印材料，市场潜力比较大。仅扶贫办每年打印费就有7000多元。按行情，以利润45%计，就能大致应付机器租金了。

我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一下子就跳入“海”中。跑工商局(办执照)、地税局(办税务登记证)、文化局(办打印许可证)、派出所(交300元的社会治安费)……各路神仙，一一打点，顶礼朝拜，身心俱疲。在来回奔波中，我磨薄了鞋底，磨厚了脸皮。最让我忧心如焚的是，东借西凑(包括托好友在信用社办的抵押贷款)的5000元钱已花光。好几次我都想回头上“岸”，但巨大的债务不容我喘息，严峻的形势逼得我只有孤注一掷了。

1996年12月20日，在凄风苦雨中，我的“小是小打印室”招牌终于挂将出去。

这是一间一年3800元租金的营业室，只有9平方米，“小是小”名正言顺。我看中它位于机关聚集区。我用白纸糊墙，“装饰”一番，门窗擦得一尘不染。桌椅也是从扶贫办借来的。那天晚上，我睡在办公桌上(没有床，即使有，也无处可放)辗转反侧:从此以后，我将开始另一种人生。前面是大道还是悬崖，不得而知。我只有一步步挣扎着往前走，才不至于倒下。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只愿苍天厚我!想着想着发现枕头湿漉漉的，原来是泪水。

不出所料，赶在岁末开业，正值旺季。各单位的报表、总结、计划陆续有人送来，我像上足了发条的钟，憋着劲忙个不停。我服务热情，速度快，差错少，量大从优，遇上急件，无论加班到多久也要赶出来。第一天营业额170元，除去成本，利润六七十元没问题。旗开得胜!

但竞争是残酷的。相邻的几家打印店以低价、回扣和地痞滋事等手段对付我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我不怕竞争，因为我用的机器设备都是一流的，浪费少，效果好，加上在单位时间里我打印的篇数较多，所以价格低些无妨；我不用质量低劣的纸张印刷，不虚开发票，给经办人辛苦费是我自己、而非国家的损失，似乎也不违法。唯独地痞的“造访”让我惶恐不安。他们会在深更半夜把门窗擂得震天价响，或者拿来字迹如鬼画桃符般的稿子让你在键盘上摸索半天，打印好后又百般挑剔，拒绝付款。有一次，公安局一位副科长来复印资料，我买了条“红塔山”请他消灾。他答应“提醒”一下那些街痞。果然从此天下太平。

有时我手臂酸得抬不起来，手指冻得通红麻木，眼睛看得昏花，也不敢耽误片刻。我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花两次。这时候生存的意义似乎只有一个:挣钱!巨大的债务像鞭子一样，赶着我负重前行。

我发现，来打印的顾客，尤其是乡镇来的，事到临头才看到要打印的文件上有看不清的字、待商榷的提法或忘了交待某项工作。于是我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一条龙”服务。既方便别人，也使我每月的水电费有了着落。

没有一个顾客不希望立即拿到校稿，特别是急性子的人，一看到我正在打别人的稿子，转身就走。能否使他们稍安勿躁?顾客一般都是文化人，于是我买来一些畅销书报。他们终于坐了下来。当他津津有味地看完一期报刊时，我不但把先前未完的活儿干完，而且他的清样也出来了。原先是他催我，现在则是我提示他校稿。他说:“你速度这么快?”实际上，他在这里已坐了半个小时，而我已揽到了三笔业务。

有时晚上没事，我就看看书，仔细琢磨，写些“应景文章”。一是充实、提高自己，二来挣点稿费，以济生活之难。

弹指间，我“下海”一年有余了。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外人难以体会。通过苦心经营，除去各种成本，我赚了6000多元，另外添置了电话、电暖器、电风扇等价值2000多元的东西。有人称我“老板”，但我哪敢以老板自居?我只不过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苦苦觅食的一条小鱼，稍有不慎，便有被吞噬的危险。

这条鱼“小是小”，但毕竟开始了自己的航程。

(许维西摘自1998年5期《跨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