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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伦理

1998-07-15宋建英

读书 1998年12期

宋建英

《读书》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的一组有关“等待”话题的文章,以及探讨知识分子伦理的几篇文章,还有颇具只眼的“编辑手记”,之所以放在一起读,是受到林兆华的启发,各种观点在内心中冲撞一番后,便有了另一个话题:等待的伦理。

本世纪初的契诃夫用他的《三姊妹》发出了等待的信号,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去莫斯科”的等待虽漫长无奈,却又美丽忧伤,这种等待的姿势在世纪初平添了一道坚忍的风景。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不那么雅驯,他瞅准了世纪的结穴点,在它的腰部狠狠地来了一刀,疼吗?知道疼就好,还等待吗?戈多先生就是乌有先生。贝克特似专为消解而来,他就像那报信小男孩,不断地消解等待的希望。但谁又能责怪贝克特,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无情地横亘在世人面前,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笼罩在混乱和怀疑的气氛之中,贝克特发出这种声音还奇怪吗?与贝氏时隔半个世纪,在北京的戏剧舞台上,我们得有机缘聆听林兆华的等待。国人身在世纪末,物质的、精神的因素都来缠绕,世界是一团混乱,要判明自己处身的时代,却也难为,等待的姿态如何,似乎成了一块试金石。

发出等待信息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从拉季舍夫,别尔嘉耶夫直至契诃夫代代薪火相传,他们生来就是良心和良知的族类,他们的精神生活无不指向宇宙的秩序和本质。但就是这种美丽的等待的确损耗了他们的身心,比如衣丽娜从不为自己的命运悲哀,只为忘记了“窗户”的意大利语单词而伤感,等待中她们被等待所窒息,等待自身变成了无用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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