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与多元文化主义
1998-07-15韩水法
读书 1998年7期
韩水法
自由主义的理论地位,在原苏联集团崩溃之后的当代,已经达到了其可能的顶峰。一切荣耀归于“自由主义!”,乃是各种政治哲学,一切政治理论普遍的、由衷的赞词。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不仅无不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诉诸于自由主义,而且其可能的和现实的目的,也无非是不断地重新解释自由主义乃至重建自由主义。笔者据此可以断言,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的东西的元话语(Metadiscource)。
但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之后的时代,在自由主义成为超级意识形态的时代,却并无人出来振臂一呼:“全世界自由主义,联合起来!”情况倒是刚好相反,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失去了外在的对手,反而自己成为内在的对手。自由主义一旦普遍化之后,其本身必然地抽象化了。自由主义元话语一方面显得十分地空洞,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只是单单宣称其为自由主义,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它必须将自身具体化为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而与任何其他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这样,自由主义势必就有了另一方面的特征:它的每一种具体类型总是要与某些不那么自由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自由主义元话语赖于生存的各种形态独特、彼此攻击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确实又是一个老话题,即使自由主义最新的强势理论,至少也要祖述近代的先知。譬如,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罗尔斯在其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著《政治自由主义》里,依然奉康德的实践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点,不过,所取的不再是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而是其理性的信念和构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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