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北京，欲晴又雨，让人记起江南的春天，我有几分怀疑：这是北京的初夏吗？《读书》的几位作者和朋友远道从香港来，谈论的话题之一是“知识分子的伦理”。分别的那天晚上，朋友们谈天说地，决心参与内地的文化讨论。这是细雨纷纷的五月，我看着窗外的黑暗，仿佛要把夜气中的湿润都吸入体内，一洗积蓄多年的北京的灰尘。

五月下旬的北京，已是热气腾腾，让人想到气候的反常和那个日渐熟悉的名词——厄尔尼诺现象。《读书》的几位朋友从江南来，我们在三味书屋聊着天，忘记了室外的炎热。谈论的话题之一，也还是“知识分子的伦理”。我们说起一九九四年在《读书》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那场讨论没有取得明确的共识，但引起的广泛反响至今没有消失。看来只要还存在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就一定会不断地进行自我界定，不断探讨自己的伦理。几天前，收到其中一位朋友的文稿，带着南方的诚挚和热情。也许南方充沛的雨水，能够洗去浮尘，留一点清新，不致如这里似的漫天灰尘吧？

进入九十年代，市场化的进程更为迅猛，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进退失据，惶惑激忿，于是有人决心急流勇进，有人声称退回书斋，有人寻找规范，有人坚持理想，这些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虽说各种讨论热烈如死火重温，但那情景其实与当年在岸边徘徊的萧涧秋是约略相近的。鲁迅《二月》的小引中描述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