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敦基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史时，收税看百姓的情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交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队伍如长龙，络绎不绝。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汉书》的《循吏传》起首是文翁。他是景帝、武帝时人，因为在蜀地成功发展教育事业推广大汉文化而被载入史册。当时蜀地文化水平很低，他为推广文教，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他先是亲自选择小吏中较为灵敏有才的十余人，谆谆教诲，然后送到京师学习儒家经典或律令。学成后他选择好的提官，有当到郡守、刺史的。他还在成都市修造官学招生，招进的免去徭役，学得好的补为吏员。每次外出巡行，总要带读书好的同行，让大家见而羡慕。后来大家都抢着入学，有些富人还为此出赞助。于是蜀地文教大行，到京城求学的蜀人与文化之邦如齐、鲁等地来的一样多。而且后来郡国都立学校，就是遵照文翁的榜样。

但是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文翁所为仍有明显的不当之处。史书所传虽仅寥寥两百余字，但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送年轻人上京求学时，尽量减少自己官府的费用，而买了很多刀、布等当地的土特产，让他们进京后送给先生。这种送礼方式在当时是否合乎法律此处姑且不论，但是求人帮忙须送礼则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只有遵循这种一般也可说是俗界的认识，文翁后面的政绩才得以有着落。而接着文翁传后的王成，曾受皇帝明诏褒奖，但他死后就有人告他乱报统计数字以蒙奖赏，这似乎是我国第一位虚报成绩得到表彰的官员。虚报成绩的不轨行为不先出于酷吏倒先出于循吏，此间的文化意蕴颇值思量。

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是武帝、宣帝时的一大循吏，后官至丞相。他任颍川(今河南禹县)太守时，劝农桑，赡孤鳏，这些都不用细表，反正是做了极多的好事。而他治吏治民的秘诀是：依仗自己极好的记忆力，随时留心各项细微事物，借以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使人惊为神明，不敢为非作歹。如他一次派一位吏员秘密外出公干，此吏员顾忌秘密不敢住在公家的驿馆里，在大路旁吃干粮，结果带的肉被乌鸦衔走。有个到官府办事的百姓正好看见这一幕，向黄霸偶然说起。等到该吏员完事回府，黄霸就慰劳他说：“你此行辛苦了，在大路旁吃饭被乌鸦衔走了肉。”吏员大惊，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正是由于类似的举动，坏人都不敢在颍川作案而纷纷离去，盗贼日少，境内日治。我们如果仔细揣摩一下，便可发现黄霸这种假装神明的举动不免有些可笑，而且问题还在于，这种借侦知细节来控制属下的无意举动，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当会成为有意的特务行为，结果就不是好玩而是恐怖了。

在此细析循吏的种种可议之行，不在于如文章写手一般处处作翻案文章，而是指明人在向上的努力道路上，总是伴随着种种的造作甚至矫饰，也总得顺应人世间至俗的一般倾向。光辉目的的达到常常得用见不得人的一些小手段，而做好人的诱惑常常诱惑人本身去犯一些好人不能犯的错误。这恐怕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你无可隐避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