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基

《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诗人李白凤先生》，记叙了李先生的坎坷际遇，读后不禁为之扼腕唏嘘，不过又觉得与自己记忆很有些出入，于是就翻起书来。好在李先生是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虽然未见到李先生的长篇传记、年谱，但零星资料一下子就找来一摞，很足以证明“程文”之非了。

其一，李先生的政治态度。在“程文”中，李先生俨然是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场鲜明的进步人士，甚或是左翼作家。“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西南联大教授身分参加过昆明学生反蒋示威游行，“衬衣上染着血迹”，差点儿遭到特务殴打；上海解放前夕，他还拒绝接受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侄子送来的三张飞机票，不愿去台湾，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被人目为“现代诗人”仅仅是因为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与施蛰存、戴望舒等诗风相近。

李白凤先生平生经历，笔者所见到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均说是做过教员、职员，较为具体的坐实了的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财政局(一说为社会局)做职员”，并未言及他参加过哪个进步组织，从事过什么革命活动。既然是“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在鲁迅作品或他人回忆文章总会提及，哪怕是片纸只字，可是笔者找遍所能及见的材料均未谈到。揆诸常理，李先生三十年代初到上海为一文学青年，很难与鲁迅有所接触，就是在沪日久，开书店，办刊物的施蛰存先生对鲁迅有所干求，都是由冯雪峰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