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逸

偶尔观看八十年代中期的影片《似水流年》，心绪略有所动。静而思之，何以有如此感受？大概由于其文化内涵之深，与现代感之切，融为一体之故。

该片的文化底蕴，不在于刻意追求什么文化观念或历史事件，诸如黄土地、西部风、鸦片战之类，而是在叙事方式中融入现代人的文化感悟。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通体令人感到，这是汉语叙事，是人通过汉语与世界发生联系，故随在流露出汉语言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照，而又随在体现世界公民、现代人的广阔视野。

《似水流年》的标题取自《西厢记》，本身便有深邃的文化联想，提示中国语言将人生比作易逝的流水(“逝者如斯夫！”)的意象。通片的叙事，便是取这样一种观照式的、流水般的风格。既为观照，故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有自然的等距游离。如此便给人以一种理智清明之感。叙事不取戏剧性的中心结构，而取平面分散的流逝形式；摄影不取框形的图画镜头，而取平易近人的流动画面；不取明快夺目的色彩，而取澹泊宁静的色调。在叙事中间，插入一些无关的情节或过渡镜头。诸如船已启动，却从正在撤掉的踏板上匆匆走来两名迟到的人生过客；几个大汉抬来一头猪动手宰割，却跟来一个小男孩儿，淌着泪在旁看着自己喂养过的生灵如此无奈地被结束生命。至于从水上来，从水上走的归客；稻田溪边旧情人的重逢絮语；漂洋过海归来的耄耋老人；水边茂长的蟠天古树——随在皆显示水的意象。

“流年”有二义。一指年华，以其逝如流水，故曰流年，如：“一塌流年度，篝灯遥夜眠。”(《次韵彦采病中口占》)又指星命家所谓的年内小运，如“时行时止非人力，莫问流年只问天”(《山寺逢僧谈命》，二首皆取自《朱文公集》)。影片所取当为第一义，然而语义在文化意义结构内有其伸延性的联想，故通体给人一种面对易逝人生的靡常不彻之感。主题的处理，不取着意刻写的人物或精心结构的戏剧，而取平面展开的铺叙方式。呈现在银幕上的叙事，是人物有意无意间相接触而发生的种种人生情态。故事的主线，即姗姗还乡扫墓旋又告别总角之交李松、阿珍夫妇而归港，便在风貌各异的人物有意无意接触中自然地铺开。人物形形色色，并无严密线索相关。有失意怅惘的香港独身女子，有周慎老成而抑郁寡欢的农民，有生活“像没有盐”的农村小学女校长，有数学脑筋、见利勇为、略具企业家雏形的小学生，有向人炫示儿子英文信的孤独无依的归侨，有漂洋过海还乡寻根而颇具道家风度的百岁孪生老人，有唯恐“浪费糖”而互劝服下一碗苦药的青年教师伉俪。此种散文化的铺叙方式，常常予人以清明的文化感悟。

影片对于主要人物的“做人”，作出隽妙的诠释。阿珍问姗姗回来做什么，姗姗说：“看你们怎样做人喽！”言下颇有嘲讽之意。你们不同于我们，你们是一个摆出意识表态和仁义道德的社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如何做人？阿珍的回答是疑问句：“做人？”一片茫然。后来，在姗姗与李松于田间隔着小溪面对面的场景中，姗姗流露出感情的失意。李松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语无伦次地说：“你不快活就因为你做人太直！”当姗姗怜惜他赤足下田十分辛苦，而拉着他上市场去买胶鞋时，一路上李松逢人便躬身，那一副居安思危、不惩自戒、鞠躬如也、举措做人的形象，在影片的创作者当是浓重的一笔。做人？确乎不错。然而结果，被李松藏在阁板上的胶鞋却不幸掉在夫妇的饭桌上。在阿珍逼问下，李松终于供出鞋是姗姗所买，于是一瓶“吃了二十年”的老醋便倾瓶泼出。这下子，一向老实的李松突然暴起推翻桌子狂喊“离婚！”竟拂袖而去。阿珍陷入恐慌。加之“猪也跑了”，她当即去追寻，一路哭泣，遇见队长，求他“教育教育”李松。这便是一对曾由“大队奖给两个暖水瓶”的模范夫妻。夫妻似将决裂，做人又有什么用呢？然而不然。不可小看做人的力量。李松弃家出走，稍事冷却，终于抱着猪回转来，帐登榻，偃旗息鼓。做人带来了平定。然而未曾带来内心的平安和个人的幸福。那率性而为的姗姗，则只有事业的失意和心灵的无着。在三个人物的身上，做人被赋予三种不同层次的涵义。人们的行为有种种不同，却仿佛难逃相类的结局，正是“岁月几何流水逝，山河依旧古今遥。”

“做人”是一个难以移译的中国文化观念。在古文献中本没有今义的“做人”。如《毛诗·大雅·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郑玄笺云：“故云寿考远不作人者，其政变化纣之恶俗，近如新作人也。”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又如《左传·成八年》：“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这里的“作”读如《尚书·康诰》的“作新民”之作，而作人的涵义在于政治而非伦理。今义“做人”原为口语，兴起较晚。《颜氏家训》有“为人”而无“做人”。宋儒讲道学，每言及做人。如：“宇宙之间如此广阔， 吾身立于其间，须大做一个人。”(《象山全集》三十五)又如“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是做人底样子。”(《续近思录》十一)至此，“做人”已有几层涵义：一，为人；二，为人尽其道；三，做德性工夫。再转而生出“表现乃至表演为人正当”的涵义，如《西厢记》：“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他如《阿Q正传》中吴妈以为受到阿Q的侮辱，必得跑到人前去寻死觅活一番，以表白其贞，亦属此类。“做”本有“表演”之义，如“做杂剧”。由此而生出两种潜在的涵义：一是阿Q式的盲目认同正统，虽然不觉其在“做人”；另一是反正统之道而做人，如《红灯记》称：“做人要做革命的人！”总之，“做人”是在一个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社会中，完成社会角色的一种伦理手段。影片从现代人的视野，对“做人”作出某些近于幽默的诠解，颇耐思量。

从“做人”的微妙变化，恰可看出社会在演变。做人虽然仍能暂时平息抑郁不幸的婚变，但已岌岌可危，失去了真正的威力。人们内心中，已是一片茫然。在下一代的头脑中，似乎只有功利打算，再“教育”他们做人，恐难矣。某种权力型的商业社会，仿佛正在兴起。

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型社会，值此权力型商业社会的兴起，中国文化的底蕴正在从识字阶层的视野中消逝。粗通文字、与文化传统无甚瓜葛的人，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负责者。组织社会经验，全赖工具性的智能，与人类智慧殊少相关。一个民族，仿佛正在失去记忆，失去文化的自觉。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扬弃自家的语言，认领另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的自觉，便有文化的扭曲。文化固然存在于语言，然而文化的保存和新生，则在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既有赖于学者的研究、思想家的创新，又有赖于法律的保护、教育的实施，以及民间习俗、宗教、文艺的体现。如果一个民族长期系统地毁坏自家的文化，将其与上述社会结构切断，而不以批评性创造性的诠释来发扬应用自家的文化资源，使其与时代共呼吸共发育，启发民族的自信心与创造力，而立足于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也就难免失去文化的自觉。

当此之时，偶尔观看一部稍具文化自觉的影片，颇有启迪。正是这种文化自觉，使影片捕捉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无根的社会。水的性格是无根，流逝。这个社会的情状也是无根，流逝。无论寻根者，还乡者，在家者，皆无家可归。这个社会已经失去根，没有着落，唯有那蟠天际地的古木尚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