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在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格非

也许是因为一步一步临近世纪末的缘故,人们开始一天比一天喜欢回头观望。

据报载:1996年“北京演出市场可圈可点之处无疑当属‘红色经典浪潮的迅猛冲击。从6月至9月历时3个月,《白毛女》共演出5场,观众人数1万2千多;《红色娘子军》演出8场,观众人数7千3百多,总上座率为80%以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英国各电视台及周刊和国内新闻媒介的热切关注,也属以往鲜见”。

早有杂志为我们这一代人定了名称:“六八式”。即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不管是否同意此名称,我们却早已领略了与生俱来的尴尬:面对“老三届”甚至“小三届”们侃侃而谈他们的经历,我们真的太像一张“白纸”。面对“样板戏”的再度火爆,我好奇地一遍一遍想像着已然发黄了的历史画卷,徒劳地想触摸到它的痕迹。接连几个人采访下来,我终于无可奈何地发现:于亲历人,告诉我的不可能是记忆的东西,只能是印象;于未知者,得到的永远不可能是真实,而只可能是想像。

我相信,我所收集到的上百条关于当时“样板戏”的新闻报道,只会是有关当时盛况的很小部分。然而,即使是在这有限的历史信息里,有几个方面还是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1)1967年5月9日一6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8个“样板戏”在北京会演。

(2)《人民日报》发表剧本:1965年3月18日发表《沙家浜》;1969年11月1日发表《智取威虎山》;1970年7月7日发表《红色娘子军》;1972年2月1日发表《海港》;1972年11月3日发表《奇袭白虎团》……

(3)殷承宗把三角钢琴搬到王府井街口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一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称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4)1973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派出7个舞蹈演员来中国,学习《红色娘子军》。经过1个月的排练,他们已经掌握了《红》全剧近200个角色的舞蹈动作。为排好该剧,日本舞蹈演员不仅对舞蹈动作精益求精,而且还十分注意了解舞剧的主题思想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他们认为,只有真正理解舞剧的主题思想才能把戏演好。

我想,这又是一个尴尬。同样的白纸黑字,对于没有经历其中的我来说,想要真切触摸到其中脉搏的跳动、感受曾经激荡的情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所能想像到的只是我和有亲身经历的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感觉到这种距离在我已不是第一次。我至今记得上大学时的一个晚自习,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文坛旧事:1963年7月琼瑶小说《窗外》风靡台湾;1972年9月金庸香港“封刀”……片刻的安静之后,我们惊诧地听到年过半百的老师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背诵起《双城记》的卷首语:

“那是最好的年代,那是最坏的年代,那是闪耀着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充斥的年代,那是富于信仰的岁月,那是怀疑一切的岁月,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长夜漫漫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无所不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在天堂,我们在地狱……”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的震憾和感动。尽管我知道,这中间的“代沟”使我永远不能和我的老师一样真切地摸到那段历史。汪曾祺(1920年出生):

你知道什么是“样板”吗?就是裁衣服的纸样啊!女同志们都知道。

重新听我的采访录音带,我可以感觉到汪曾祺先生的情绪起伏。作为《沙家浜》的编剧,他先是语气舒慢地告诉我当时接受创作任务的简单情况:现代京剧《沙家浜 》的前身是沪剧本,原来叫《地下联络员》——“这很像惊险片嘛”,后改叫《芦荡火种》——“一水一火也是矛盾”,而且,谭震林说那时革命队伍已壮大,革命形势不再是星星之火,“《沙家浜》的名称是老人家决定的,1963年排出,定成‘样板是在1964年”。

在我问起《沙家浜》艺术上的革新时,汪先生的情绪高了起来,一面看着我笑着摇头:“你太年轻了,不会懂”,一面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什么是“摇板”,什么是“散板”,什么是“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就是五字句流水,传统戏里从来没有过,五字一句的只有‘辕门斩子,但也没有上板,是散板唱的”。他告诉我,《智斗》一场,胡传魁原来是“挂”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叫‘挂吗?”……

谈话的气氛曾经有一度略微地凝滞起来,是因为我好奇地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同一个人,既能写出《受戒》那样所谓革命意志消解的小说,又能写出像《沙家浜》那样革命意志昂扬的剧本?”

汪先生:“我是反英雄主义的。”

“但是《沙家浜》毕竟塑造了英雄。”

“……这比较复杂,牵扯到了我整个的世界观、哲学观,咱们还是说点比较形而下的问题吧。你知道什么是‘样板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是裁衣服的纸样儿啊。女同志们都知道。”

我想,同样是因为“太年轻”的问题,在汪先生眼里,关于京剧常识我大概是可以补上这一课的,而关于理解“样板戏”,理解一代人,这中间的“代沟”是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上的。即使我能学着像其他的女同志一样知道衣服的“纸样儿”什么样,也不会真的弄懂戏里的“纸样儿”到底怎么样。张颐武(1962年出生):

它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非常不可代替的东西,非常有意思,甚至非常浪漫。

在接下来和几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交谈时,我开始试图在我和“样板戏”之间找寻一个可供沟通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流行音乐,比如摇滚,比如“大片”。

因为是分别采访,我后来想像,如果被采访的这几个人同时在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说得非常热闹,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给我讲起关于“样板戏”的快乐的往事:

张颐武:“我那时年纪很小,我的感觉是很开心的。作为一种文化生活,你没有其他选择,安排看是一方面,自己去也是一种娱乐。像演杨子荣的演员会忘了带联络图空着手上台。现在想想,经典本身就是产生笑话的一种资源。和你们现在看《龙卷风》一样高兴。”

黄集伟:“我们大院的孩子会跑到山上遥看‘样板戏,不要钱。我的同学“大红枣”群舞时,裙子掉下来了,就坐在地上,蹭啊蹭啊,蹭到侧幕去了。好狼狈啊!”

钟宁:“我那时经常戴着毛线帽子,让两个飘带一甩一甩地学李铁梅,当时觉得那红衣服和长辫子真是太漂亮了。拿现在的想法去想我们当时,不能想。”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毛线的帽子和红色的衣服,对于“样板戏”,我终于找到了一点相通的东西。因为不论感情承载着的是快乐,还是悲伤,是幸福,还是苦难,它总可以顺利地穿越时空,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飘——洒——飞——扬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我很可能永远不能理解“样板戏”,但我终于可以窥见到看“样板戏”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了。老师说:

黄集伟(1958年出生)

吃饱了就不要再吃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发现我以前的猜测里有想当然的成分,高估了“样板戏”的威力。

一是关于爱情,一是关于人生现教育。

上大学时老师说,你们看,“样板戏”里找不到爱情,小常宝唱的是“爹想祖母我想娘”而不是“我想祖母爹想娘”。从此,我没有想过把“样板戏”和爱情放在一起。然而,于采访的不经意间,我却得到了一个因为“样板戏”而生发爱情的故事梗概:学生宣传队中的一个女孩下乡演出,另一只筏子翻了,她第一个想到的是找“洪常青”。虚惊一场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已然发生了质变。我想,我不必核对事情的真伪,只是从此以后,我会理解爱情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情也大过了强权。

另一个误区是,我原来以为,一种政治理念通过像“样板戏”这样密集的“政治学习”,无论如何会让每一个人铭心刻骨。而我所收到的反馈几乎全都是“不”:

钟宁:“要说一个戏曲会影响人的一生,几乎不太可能。它对我来说只是无意识地接受,我成长的过程更多来自我的父母和家庭。”

张颐武:“一个人的生活和大的政治背景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小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具体的日常生活,在任何时代这些问题都不会改变。”

黄集伟:“你知道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中午吃完饭,我又买了一个糖三角。老师问:‘你吃饱了吗?‘我吃饱了。‘那你为什么要买一个糖三角?‘我觉得好吃。‘吃饱了就不要再吃了,你应该节约粮食。”

关于这一点,杨浪的解释说:“样板戏”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传达的只是一种非常单调的政治信号,不足以担负起塑造人生观的重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样板戏”的后期,神圣的形式变成了彻底世俗化的主要原因。杨浪(1955年出生):

在文化断代中,“样板戏”不意之间起到了一种传承的作用,而且给了我们艺术的熏陶和训练。

黄集伟(歌曲《朋友》的词作者):看“样板戏”,像上美术课、音乐课。

杨浪(学校宣传队队长):它提供了戏剧、舞蹈、音乐、美术的教育,后期包括什么是钢琴协奏曲,是当时青少年接受艺术教育的最便捷的渠道。童道明(1937年出生):

我现在还能欣赏红卫兵袖章上的三个精良的毛体书法字,但不能欣赏整个红卫兵袖章。我能局部地欣赏“样板戏”里的精良的表演片断,但我不能欣赏整体的所谓“样板戏”。

在采访之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在面对同一个客体时,不同年龄、性别、身份的人经常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人们面对“样板戏”的态度会更加复杂。

我记得在80年代初,曾经有一批老同志发表意见,认为“样板戏”会引起他们对过去痛苦的回忆。如今的岁月如水流逝,偶一回眸才发现当年像“井喷”样豪情万丈的情绪早已渐渐平静,取而代之的是心平气和的评说:

童道明:“我当年也喜欢过‘样板戏,但是,当我不再去欣赏它时,我觉得我有了一个进步。对于非常厌恶‘样板戏和非常怀念‘样板戏的同志,我都能理解。我觉得不用去声讨它,也不用去张扬它,它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东西。”

在此之前的传媒报道,把这次重排“样板戏”爆棚的原因,除了商业“炒作”之外,几乎全都归结到人们的怀旧情绪。毕竟,这种怀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方面是对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一方面是与“样板戏”的阔别20年和少见20年。然而,“你千万不要以为很多人去看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文化行为。”——在深入地采访中,几乎每一个被采访者都说了这句不约而同的话。

张颐武:“作为个人,我会告诉我的学生,‘样板戏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过程。从一个对当代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会不带有个人色彩,分析它的表意方式和产生的背景。但是,‘样板戏所表达出的价值观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单纯作为怀旧的资源是很可爱的,但生活在其中肯定是痛苦的。”

朋友给了我一本当年的《革命样板戏评论集》,上面赫然写着:

“对革命样板戏是肯定还是否定,一直就是文艺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历史,包括客观地看待用8亿人的智慧烧红、再用10年的时间千锤百炼的8个“样板戏”。这个在当时不可一世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像6500万年前的恐龙一样,离开了特定的生存环境就只能灭绝。一味地怀旧,只会是“叶公好龙”,因为今天的人们可以逛旧货市场好奇地买来“样板戏”剧照,可以到“沙奶奶”开的那两个饭馆吃饭,可以到公园听老人们唱“样板戏”……但是,决不会想看见“样板戏”的时代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复活。

“回忆是美好的,但回去不堪设想”——当人们一字一句、一遍一遍向我这样强调时,我想,这是我采访中最得意的发现。我惊喜地看到今天的人们不再采用“样板戏”时期简单的思维方式——要么是最好,要么是最坏;要么是全错,要么是全对。钟宁(1966年出生):

了解“样板戏”,我大概就是一个小尾巴了。

采访钟宁,是朋友推荐的,因为她是1966年出生,却酷爱“样板戏”:

“现在唱起‘样板戏来,就会想起小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挺有意思。所以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能明白姜文想说什么。喜欢‘样板戏是因为当时年纪小,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和政治没有关系。了解‘样板戏,我大概就是一个小尾巴了。”

黄集伟:“我觉得今天的小朋友的幸福在于他们可以选择,不见得我们喜欢的一定就是‘样板戏,但那时只有‘样板戏,你别无选择。而好胃口只有靠好东西才能培养起来。”

我想,对于“样板戏”的历史评价,恐怕要再过几代人才会有更深的了解,但是,对于“当事人”,只有想起昨天,才会发现已到今天;只有想起束缚,才会感觉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