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平

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奉献给你一组打工者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您是怎样的一个读者。或许,您是刚下班的青工、是正放寒假在家的学生、是绿色长城中的战士、是城市里的白领、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干部、甚至就是一个过完年将要出门的打工者。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些打工的人群中有没有您的兄妹、恋人、同学和朋友。但我们相信,无论您是什么身份,即使您跟他们没有一丝情感联系,在空间和社会的距离上有多么迢遥,他们的故事都将拔动您的心。

是的,他们只是一群打工者,一群刚离开土地、还没褪尽“土气”的青年农民。他们在城里不过是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活儿:建筑工、纺织工、家庭服务员……在城市人的眼里,他们的职业一点也沾不上“理想”的边,他们的收入令人不屑一顾。总之,在一些自觉“高贵”者的心里,他们是备受歧视的一群。就在一些善良的人们看来,他们的命运也值得怜悯。

然而,就是他们,从打工者中走出的优秀分子,以流汗的勤劳,流血的勇敢、沉默的坚韧和深藏于心的向上的渴望,在贡献社会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使原本卑微的命运变得令人仰视。

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自己改变的。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改变命运的不屈和奋争。有人或许会对他们的这种改变不以为然。但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正是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尝试和努力中,一点一滴地增添了生命的重量,并足以成为无数同龄人的人生参照。

面对他们,所有浮躁的人们都将感到赧颜:那些鄙薄诚实,认为劳动没有出息的观念是多么猥琐;那些不思奉献,只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幻想是多么浅薄;那些在舒适安逸的环境里不思进取却一味怨天尤人的生命是多么轻飘……不要计较人生的短长,还是经常掂量自己生命的轻重吧。在自然的春天里,我们这组故事的主角们又将踏上打工的远途,让我们的心伴他们同行!

1996年底,共青团中央等四部委评选出首届“中国杰出(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在大约6500万同类青年中,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通过不懈的奋斗,他们在原本陌生的城市里站住了脚。他们的成功,将给6500万打工仔、打工妹一种深刻的启示:只要自强不息,他们正在经历的打工的人生,也必将成为一种壮丽的人生,永远留存于他们青春的纪念册上!

焊枪能闯关割刀也竞雄

1985年,18岁的王竹林被招入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在家乡武义,他长年放养过生产队的9头牛。骑在牛背上吹着自制的芦笛,是他永难忘怀的记忆。

王竹林的工种是电焊。第一天上班,看着师傅忙碌了一个上午,他就有点手痒,跃跃欲试,很想表现一把。师傅扔了两块边角料给他。他手忙脚乱地焊了半天,到底给焊上了,可一铲掉焊渣,却沟是沟,缝是缝。师傅说,焊接是门学问呐!建筑学院的焊接工程学,得读上4年呢!王竹林红了脸,讪讪的,半晌没言语。

电焊,首先讲究个手稳。王竹林用起了笨功夫。焊枪的柄是空心的,他就在里面塞进铁条,灌满焊锡,加大焊枪的重量。就这样端着加重焊枪,他一天天苦练焊接。飞溅的焊珠无数次烫伤他的皮肤,却不能让他放下手中的焊枪。引弧之前,为确保焊点准确无误,他总是先拿下防护墨镜,看到焊弧落在焊点上才肯戴上墨镜。眼睛如此近距离地接受电弧光的刺激,每到晚上就会流眼泪,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时间长了,又红又肿。可为了练得一手焊接绝活,他还是如法实施。于是,他就只能每晚都“以泪洗面”。

《焊工工艺学》《电焊力学》《电气学》,这些砖头厚的书对他这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太过艰深。可他不管不顾,一页页读,一章章啃。同乡和同室的工友,打牌的打牌,闲聊的闲聊,悠闲自在,他不为所动,整晚整晚地趴在板床上,抠一个个深奥的定义,演算一道道难解的公式。寒来暑往,春秋数易。

超额的付出,终使王竹林在周围的人群里脱颖而出。在宁波市和浙江省的焊工比武中,他屡屡获奖。热电站蒸汽管道泄漏,他是焊接抢险的第一人选,他不负众望,一次性焊接成功,天衣无缝地降伏了泄漏的蒸汽。

1995年,王竹林迎来了他焊工生涯最辉煌的成功:在全国焊工技能大赛上,获得理论和实际操作双冠军。这在历届同类比赛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也因此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和“五一奖章”。

参观过那次大赛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总是微笑着的一脸憨厚的小伙子。在模拟焊接间里,锅炉、管道设计得错综复杂,直教人望而却步。王竹林却手持焊枪,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将进去。焊得兴起,竟玩杂耍一般,左右交替,双手开弓,引弧柔和流畅若舞蹈,焊口更是光滑如镜。至此,一场你争我夺的大赛,让王竹林变成了一次表演。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他们难以相信,普普通通的一门焊接手艺,到了这个小伙子手里,就具有了一种足可令人陶醉的美感。“只要有真才实学,同事会敬佩你,领导也会看重,谁又能轻视你呢?”当被问及是否尝受过城里人的歧视和白眼时,王竹林如是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告诉我,此次赴京领奖,公司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亲自送他上的车。在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大公司里,一名打工仔受到如此礼遇,还是第一次。

顺便提一句,王竹林已经结婚,妻子是宁波人,毕业于宁波大学机械系。

与王竹林相似,海南珠碧江农场来自文昌的胶工吴远雄,也是靠一手过硬的割胶技术,确立了他在农场广受尊敬的地位。

割胶的技术要领是稳准轻快。胶刀入树规定为0.22厘米。浅了产胶量不足,深了则会伤树。所以,每个胶工都必须掌握一套好刀法。吴远雄曾在宿舍门口绑一根木桩,在木桩上苦练步法、手势与刀功,每天都要练到手痛、脚麻,终至技术娴熟,身手不凡。在胶工中,有人为追求出胶量,一味深割,许多树因此大受损伤,甚至死去。吴远雄割胶时,总是稳住身形,轻浅人刀;虽刀口比别人浅,而出胶量远远高出别人。农场曾组织生产骨干对他割管的2000多株树进行突击检查,竟然挑不出一处伤口。1995年,他打破海南垦区和全国产胶历史记录,成为年产干胶超过13吨的“产胶大王”。1996年海南农垦总局授予他“产胶状元”称号,同年获“五一奖章”。

路在脚下——从打工仔到厂长、经理

1988年,杜鑫走出贵州印江的莽莽群山,来到福建晋江。这里有全国最大的鞋业市场,那种家庭式的制鞋作坊,几乎遍及城区的每一条街巷。

他进了一家作坊干冲床。刚来时手生,其他人晚上9点就可收工,他得干到12点以后。过了两个月慢慢地熟练起来。这时,他高中毕业生的优势开始显现。冲床所面对的是一张张散状多边的不规则牛皮,杜鑫在中学时平面几何成绩最好,他在皮上稍稍筹划一下,标好线,就选出了最理想的下刀点,每一个边角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一张牛皮,经杜鑫的手,就比别人多出20多双鞋料,这让老板欣喜不已,还约了亲朋好友来他的作坊观看杜鑫操作。

虽然如此,在老板的眼里,杜鑫依然只是个会干活的机器。老板有钱人的尊贵,城里人的优越感,是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出来的。“乡巴佬,怎么这么笨!”老板叱骂的声音,即使在喧闹的车间里,也显得尖锐、刺耳。那次,因冲床要加油,杜鑫提着油桶找老板,老板外出,他就跟老板的女儿说了,并将油桶放在门口。不知何故,老板女儿一直未通知他去取油。他又不敢贸然去催,那位千金的脾气之大简直匪夷所思。他就只好小心着使冲床。隔两天,老板回家,闻知冲床未加油,指着杜鑫的鼻子大骂。杜鑫不服,将事情原委说了,老板却更怒:“叉你娘!不想干滚你的蛋!”杜鑫也火了:“你凭什么骂人?”老板举起手中的一柄铁锤,冲上来就要打,被人拼命拦下。

“你没去过我们那里的山区,偏僻、荒凉。我想我既然出来了,怎么也得干出点名堂。我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所以,再大的屈辱我也要忍。”杜鑫说。

“你说‘干出点名堂有所指吗?”我问。

“我想回山区办鞋厂。”

“这念头是怎么产生的?”显然,这又是个让我感兴趣的问题。

“我认识一个打工的,他现在就自己办了家鞋厂,经营得挺好,还给我写过信。我觉得我完全可以走到这一步。”杜鑫说。

杜鑫于是坚守了下来,虽然他的境遇一如既往,还在1992年被冲床压断了左手中指,在晋江医院,转着圈竟缝了21针。医药费和补助,老板未给一分钱。但他却终于掌握了从裁剪、冲眼、网鞋到刨底这一系列制鞋工艺;如何购料,怎么销售,他也心知肚明。最要紧的是,他为自己回乡办厂积攒了宝贵的4万元资金。然后,冲老板挥挥手,杜鑫走了,在深山沟里,挂起了贵州省印江县鸿发制鞋厂的牌子,时间是1994年5月。

1990年初,赵法佩从山东即墨到青岛隆源冷冻厂打工。厂长刘佳园是一位高大、魁伟的山东汉子,外表虽威猛,却有一副菩萨心肠,对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关怀备至。冬天问寒冷,炎夏问暑热,可谓事事关情,一派父兄风范。赵法佩在厂里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车间里,一副手套,一双水靴:清洗鱼排,剥皮剖片,去刺挑虫,夏天晕头热,冬季刺骨寒,他不以为苦,干得认真而投入。还爱提建议:黑龙江一家单位订购一批马面鱼,时间很紧,照原来的老工艺,显然无法如期交货。他找到厂长,说他有个改革工艺流程的想法。他一说完,厂长挺高兴,把技术人员找来一研究,立马就拍了板。后来,采用他提出的新工艺,果然提前完成了合同。厂子的信誉一时鹊起,因为黑龙江那家单位同时在其他几个冷冻厂订了货,却全都未能如期交货,只有隆源厂,一枝独秀。

赵法佩就这样走进了厂长刘佳园的视线。刘佳园很快就决定提拔这个既能吃苦又爱动脑子的小伙子。以后的事实证明,刘佳园慧眼识英,选对了人。

赵法佩的第一个职务是供销科负责人。他带着一辆收货车,南下北上,四处购货。他收购的水产品,平均比以往低三分之二。仅此一项,就为厂里增加了大量的利润。也苦。去海边收货,得瞅着潮涨潮落,渔船靠岸,常常是凌晨。站在海滩上,数着天上的星星,一等就是很多个小时。瞌睡一阵阵袭来,就撩起海水洗把脸。船靠岸了,得掐着手指跟渔民讨价还价。渔民多脾气鲁莽,一见谈不拢,会操起棍子跟你干架。这时就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得笑脸相迎,说些“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再买你的货”之类的好话。那年中秋前,他带着几个人去东营收对虾。他们在海滩上搭了个窝棚,一住就是十几天。海边的秋天已经很冷了,他们带的衣服不多,晚上冻得直哆嗦,窝棚在海风的吹打下,根本就存不住一丝热气。可那样的天气里居然还有蚊子,海边的蚊子咬人极凶猛,每晚都轮番着叮咬,赶都赶不走。天上的月亮一晚比一晚圆了,收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必须坚持下去。带来的几个工人哭起了鼻子,因为苦,因为想家。他只好一个个哄着、劝着……“真难!”回想那一段日子,赵法佩还情不自禁地唏嘘感叹。

1994年,隆源厂改制,成为隆源水产品有限公司,赵法佩被任命为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当时人手少,进出口部的几乎所有业务,从报盘、签约、下订单、报关、结汇等,都由他一个人独力完成。一般人很难想像,一个原本对进出口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将一大摊业务操作自如。“不懂就学呗”,赵法佩说,“我那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外贸方面的书看了足有几十本”。

一年以后,隆源公司已是一家拥有5000吨生产能力、产值1.6亿元、创汇1100万美元的集团化公司。而5年前,赵法佩刚进厂时,隆源还只是一家500吨生产能力的小厂。“隆源的壮大,多少有我的一份心血吧!”赵法佩说。

蔡国民是1984年从浙江象山来到上海,在宏润建筑集团公司打工的。跟赵法佩相同,他的打工环境也很舒畅。公司里多是外地的打工仔,大家聚在一起,便感受不到来自城里人的轻视和白眼,心理上也就少了一份压迫,少了一份不知所措的异乡人的茫然。尤其是宏润的干部,从经理到队长,都把打工仔们看成是自家兄弟。这一点,常让远离家乡的蔡国民深感慰藉。

辛苦当然辛苦,这也算是一大行业特点吧。蔡国民开始干的是泥浆工。那时设备很落后,没有卷扬机,他得用手提着泥桶往上送泥浆。一天下来,一副新手套就磨穿了,手指上磨出一个个血泡,晚上甚至痛得睡不着觉。

蔡国民是那种外表憨厚、其实内秀的人。泥浆、砖瓦这一套干熟了,他又想琢磨点别的。建筑图纸一般只有施工经理和技术员才能看,有点半保密性质。可蔡国民一次次往前凑,仔仔细细看,看不明白也不乱问,记下了,回去翻书。渐渐地也就弄出点道道来。后来还能指着图纸与经理和技术人员分说、较考一番,弄得众人四顾皆惊,不明白这个憨实的小伙子何以会眨眼间就精进如斯。再往后,还常有领导拿着图纸来征求他的意见,态度一律都很诚恳。施工时,蔡国民也常常找来技术员,说这样不合理,那样会误工,等等。让同伴们讶异的是,蔡国民说应该那么干,结果还真就那么干了。那感觉,跟专家、权威什么的,也差不到哪去。

1990年夏,上海高温。在鲁班路立交桥工地,已被任命为项目经理的蔡国民与技术人员研究出一次性浇捣成形新法。在建筑学上,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革新,但工人却不得不在深达16米、直径1.5米立柱的模板中间施工。当时气象预报的温度是37.8度,立柱里则高达60度以上。虽然上面不断用空压泵往下打风,却根本无济于事。蔡国民是第一个下到18米深处进行浇捣作业的。“一个将军应该永远冲在士兵的前面。”这是他在一本书上看到的。5年以后,他被任命为宏润集团第三分公司经理,麾下3000职工。

集团总部和三公司都在上海。蔡国民说他不打算回老家象山了,他要在上海干一辈子。“户口问题怎么解决呢?”问完这句话,我有点后悔,就怕对他的自尊心构成伤害。他却笑笑:“我懂技术会管理,这就是最好的户口。”

打工妹——拥抱明天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每天往来如织的车流人海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身穿黄马甲或蓝色制服的环卫女工。她们推着清洁车,手持扫把,埋头清扫着城市的垃圾,洁净着城市的容颜,让川流不息的城里人,时时都能体会到一种爽心、舒适的整洁与美好。

环卫女工中大多是外来的打工妹。在许多城里人眼中,她们的工作不仅普通,而且卑微。因而,在喧嚣的都市中,她们很难找到一份尊重和理解;甚至,在美化城市的同时,她们往往还很难保护自己不受邪恶与污浊的袭扰。

1985年,细雨霏霏的初夏。李淑明在广州区庄天桥路上清扫。一个身穿雨衣的青年男子向她走过来,靠得很近时,突然将雨衣掀起,下身竟什么都没有穿。18岁的李淑明吓得大喊大叫。那青年阴邪地一笑,很快就逃掉了。惊魂未定的李淑明继续着清扫,一不留神,扫把碰到一个中年男人的裤管上。李淑明红了脸,赶紧上前道歉。那中年男人却不由分说,当胸就是一拳,将娇小的李淑明打得飘出去数米远。紧跟着是一通恶骂:“瞎狗眼,臭扫街婆……”李淑明站在那里,内心升腾起一片悲哀与绝望。一年前,她从广西容县来到广州,在东山区环卫三所工作。作为一名清洁女工,她忍受过羞辱与嘲笑。她又是个美丽、娇娜的姑娘,便常有一些轻薄的浪荡子来骚扰。她每天都将帽沿压得低低的,试图遮住自己的脸。可她终于没有躲过去。大庭广众之下,她无助地承受着殴打与辱骂。她的眼泪就在那一刻夺眶而出。“受够了,受够了,我不干了!”扔下手中的扫把,她走了。偌大的广州城,她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份舒心的工作。

果真就找到了。东山宾馆招服务员,她去应聘。容貌靓丽,应对得体,立刻就被录取了。这是个多好的地方呀!大理石的地面,纤尘不染;空间畅亮,灯光柔和;来来去去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温和而优雅;美妙的钢琴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真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而在马路上扫街,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她得忍受着尘土、废气和噪音,忍受毒毒的日头与霏霏的淫雨。更痛苦的是,在马路上,她找不到尊重与理解。或许,这才是她最难忍受的。

在宾馆干了一天,她回到环卫所宿舍,准备收拾一下衣物。推开门,她愣住了:老所长谢志光和班上的姐妹们坐了一屋子。谢志光是个50多岁的老环卫,有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苍老。人瘦瘦高高,总是笑眯眯的,对所里的清洁工们极慈祥。姑娘们人前人后都不管他叫所长,而是叫干爹,虽说少了点所长的威严,却凭添了许多家庭般的温馨。如果有人生病了,谢志光会不声不响地提着把扫帚上街顶岗。姑娘们有什么难心事也愿意跟谢志光说。在李淑明的印象里,谢志光也真就象一位老父亲,总是那么尽心尽意地帮持、安慰每一个需要他关心的人。所以,望着谢志光花白的头发和微笑的目光,李淑明的心里酸酸的。当班上的姐妹们一迭连声地劝她不要走、说她们心里是多么舍不得她离开时,她哇地一声哭了。

那天晚上,谢志光和姑娘们在李淑明的宿舍呆到很晚。结果是,李淑明留在了环卫所。“环卫这一行总得有人干呐,要不,广州城还不得成座垃圾城!”谢志光那天说的这句话,李淑明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是啊,城市每天都靠我们来清理、打扮,我们其实就是城市的美容师啊。谁能说我们的工作卑微、低贱呢!以后,李淑明再上街时,再也不把帽子压得低低的了。回望身后那光洁的路面,她的心里就很慰藉,一种自豪感使她将身板挺得直直的。再后来,她被广州市评为“十佳外来青年”.被广东团省委授予“岗位能手”。1996年当选全国外来务工青年“十杰”。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她发现路面清扫得十分洁净:“回广州,我一定要扫出像长安街一样的马路来。”李淑明想。

王洪娜参加“十杰”表彰时,坐着厂党委书记的奥迪车进京的,车头上系着大红绸花,车身缀以五彩飘带,就跟送出嫁的姑娘似的,洋溢着一派喜气。

在天津市大名鼎鼎的第四棉纺厂,王洪娜曾创下过6个“第一”:第一个入党,第一个被树为岗位明星,第一个成为工人技师,第一个被命名为免检机台,第一个独立看管6台细纱机。最后一个第一是被评为市“新长征突击手”并荣获“八五”立功奖章。有这6个“第一”加于一身,便难怪厂里对她此次赴京领奖要如此兴师动众了。

1991年,四棉到村里招工,队部大喇叭喊着让大家去报名。妈原来是给二姐报的名,因为二姐刚好进了一家印刷厂,就让洪娜顶替了。三姐在一边泄气说:“瞧你那样,不出3天准得回来。”洪娜说:“试试看呗。”此前,三姐在四棉干过一年,受不了车间里的累和苦,就回家不干了。三姐的体格比洪娜强多了。

刚进车间,那滋味确实不好受。纱机的声音在耳边震响,时间一长,好像连听觉都要丧失了。空气里飘浮着数不清的棉絮,直往人的鼻孔和眼睛里钻,手往脸上一抹,就能抹出一小把棉球来。师傅总是叮嘱大家多吃木耳,说是木耳能“排棉”。

洪娜的身份全称是“农民合同临时工”,许多事情就不能跟正式工相提并论。可洪娜心里有杆秤,技术好比什么都强,就苦练技术,练手指掐线,这可是挡车女工的基本功。机台操作,全看手指掐线完成得怎么样。洪娜练成了,从看4台机到5台、8台,共2520个纱锭,而且,她的机台无一纱疵漏过,下机纱的一等品率竟达100%。对挡车工而言,洪娜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每天巡回检查,掐线捉疵,累得她浑身像散了架,她却着了迷似地爱上了那些机台。一天听不见纱机的声音,她就虚得慌。所以,这些年来她的出勤率也让人惊讶:100%。于是,她拥有了6个“第一”。

与王洪娜外出打工差不多前后,耿利华也离开安徽涡阳县桥岔村,来到南京打工。耿利华家贫,上到高中时还没有穿过一件毛衣毛裤,每到冬天都是一身棉衣,女孩于津津乐道的形体、线条是一点儿也体现不出来的。

有一件事让耿利华大受刺激。她的两个同学结婚,她想送点礼,就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就咱这家境,到哪找钱去?18岁的女儿家已经很看重面子了,她就向人借了60元钱去出礼。参加完婚礼,她开始设想未来:不能总这么穷下去了!但唯一的办法,似乎也只能到外地打工。

她借了40元路费,去了南京。

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工作并不像想像中那么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没干几天就愤然辞职了,因为在那里她找不到平等与尊重,这是她的自尊心所无法承受的。后来又去当保姆,给人家看孩子。第一家住的是老式的楼房,不带厕所。她抱着孩子,常常连大小便都没办法解决,得等主人回来替换,她才可以急慌慌地下楼上厕所。就这样,在主人的眼里,她依然是个受人役使的奴仆,吃剩饭,挨责骂。她再次拂袖而去。以后,她陆续到过许多人家干过,但都因为同样的原因,相继离去。转眼间两年过去了,耿利华依然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她开始反省自己。她突然明白,她的事业的根只能在那片生养她的乡村的土地上。她想起那些因贫穷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一个念头就这样产生了:我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就为家乡的孩子们办。

1994年8月,耿利华回到家乡,顶着家人的压力,卖掉了准备给自己做嫁妆的木材,又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开始筹备办学。教室是借村部两间空闲的旧房,又矮又破,她就带一群想上学的孩子打扫、修补。没有课桌,就拉些砖头,砌成砖墩。还需要木板,就将父亲的寿材拉了来……终于,由打工妹回乡创办的第一所小学校开学了。朗朗的读书声,在那些曾因贫穷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焰。透过教室破旧的门窗,他们的目光,飞得很远、很远……

虽然,李淑明、王洪娜是在打工的岗位上获得成功,而耿利华则是在回乡办学的过程中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这三位姑娘身上,都具有一种自尊、自爱、自强的可贵品质。所以,她们没有沉落在都市的滚滚红尘之中,她们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未来。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妹来说,这足可说明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