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民

乘坐火车穿越把两个世界分隔开的著名的木拱门——那上边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入神圣而神秘的苏联大地，亲眼目睹并且全身心地感受着伟大民族的不可思议的新生活，罗曼·罗兰写下一部封存五十年的日记。稍晚几年，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中也为他早在一九二八年进行的短暂访问留下了篇幅不太长的描绘和感受。

在经历了改变整个世界的巨大事变之后，隔着整整几代人的生命历程，打开他们的日记和回忆，我们便得到了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审视的机会——对于描述者和被描述者的双重审视。被描述的体制和传统已经如此深入地渗入并构成后代人的生活，成为其生命的本身的组成部分，现在的读者具有很不同于尚未身历而只是通过阅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和《西行漫记》接触这些生活的读者的理解域。审视之维已不可避免地为历史进程所规定，为史料公开、作品解禁和深入探讨的理论兴趣所塑造。

两位作者的描述显露出“进步知识分子”的称呼所掩不住的作家的敏锐的观察力。如果考虑到身处苏联的高尔基的“生活是在海面上、而不是在海的深处度过的”，那么在海面上分别只流连了十四天和一个月的两位作家的观察的独到与犀利更应受到高度评价与重视。由于罗曼·罗兰的身分和知名度，他与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还由于他的妻子及其家庭，他在三十天里关于苏联的一切写下的比茨威格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