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萍

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大小，可以从不同角度遴选标准来衡量。钱行先生在《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谈历史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以文化传统的传递为依据，认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不仅当由功绩卓著的“帝王将相”，还应由“虽无事业表现，却在传统文化中起到承先启后作用的思想英才组成”。此论颇有见地。

比较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是文坛上由来已久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伏尔泰曾说过：“……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凯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伏尔泰《哲学通信》第44页)我们知道，就认识宇宙而言，牛顿的伟大贡献并不是指出了苹果下落的原因，而是指出了苹果与星球间的相似性。牛顿无疑是“站在巨人肩上”认识宇宙的伟人，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引导人类的思维从神秘的不可知论泥沼走出来，奠定了全新的对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的科学理论规范。

从牛顿的贡献不难得出结论：他对于历史的作用是本源性的。相对而言，像凯撒、克伦威尔乃至中国的“帝王将相”们，则是生逢其时的产物。思想英才是千百年的奇迹，“帝王将相”尽管建树了功盖当世的丰功伟绩，但评价他们对于历史的作用，大抵离不得功能这把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