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耀华

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前是三皇五帝，后是殷商，对此，古来笃信不疑。历史滚动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学派崛起，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家，发现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人称顾律)；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算古史运动。经过“疑古”学派考证，夏王朝并不存在，所谓的三皇五帝，原来不过是历代编下的一段神话，治水的大禹也不过是一条蜥蜴之类的大爬虫。

疑古成为时尚，教科书也无所适从，不得不在五帝和夏的栏目里写上“传说”二字，夏商年代后面划上(？)，另有学者撰写通史，干脆来个《中华二千年史》

在疑古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一些清醒的历史学家不相信我们的祖先全是居心叵测的谎言家，不相信“古代真相不过如此”，也有学者与疑古派商榷辩难，还有学者默不作声，另辟蹊径地从田野考古中寻找上古文化的证据。随着考古铁铲的翻动，代表着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巩县稍柴、登封告城、临汝煤山、山西东下冯等上百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一向被视为“若存若亡”的夏王朝终于得到了坚实的物证。

疑古的潮汐造成的影响短时间是难以祛除的，国外仍有一些学者置大量的考古学证据于不顾，继续否定夏王朝的存在。这从另一个侧面昭示我们、敦促我们，应该及早地“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及早地重建我们的上古史。

早在十年前人们还在为夏王朝是否存在而争吵的时候，宋镇豪先生就以最新的考古材料为依托，开始契心静志地梳理夏商社会生活头绪，经过六个寒暑的呕心沥血，终于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下文简称《夏》)奉献给读者。

社会生活史在史学里是一个颇为专深的领域，总的来说，这一学术专史还很年轻，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我国兴起，至今也不过七十多年的历史。七十余年间，虽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但多是零星的单篇文章，大部头、成体系的论著不多，仅有的几部通论，限于资料原因，上古社会部分论述疏略。近年出版了几种断代性质的社会生活史，年代则在秦汉以后。因此《夏》具有一定的开启意义。

夏商社会生活史研究之所以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史料取舍太难。夏商两代史料，本来先天不足，何况这些仅有的史料又被搞得体无完肤，想重新种植夏商植物群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些传世文献。平心而论，疑古学派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古史中确有一部分伪赝品。要研究夏商，首要条件就是要在去伪存真上下足够的功夫。然而，即便如是，要想在这有限的传世史料上建构夏商古史系统也是困难的。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我得坤乾焉。”(《礼记·礼运》)孔老夫子尚且慨叹夏商史料“不足征也”，生在其后两千年的我们难道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因此，欲为夏商史，必须在资料上另谋出路，就是孔老夫子没有见过的地下材料。地下材料是上古人无意留下的证据，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把它称之为“无意史料”，传世文献与之相对，当然属于“有意史料”的范畴。从历史研究来看，“有意史料”虽然价值不容低估，但相对来说，“无意史料”来得更为直接，更为可靠。“有意史料”难免有“层累地造成”之嫌，“无意史料”绝无前代史官精心粉饰之病。地下史料，又分为两类，一是一般的考古资料，二是古文字资料。夏商两代的第一类资料已出土不少，甚至可以说大为可观；第二类资料，夏代不能说没有，所出寥寥，无法藉以研究夏史。与夏相比，商代大不一样，十几万片甲骨文所传示的信息，一个人穷尽毕生的精力不能完全掌握，还有金文材料足可与甲骨相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史研究在资料上不成问题。问题是资料多了，吾生也有涯，难以掌握。甲骨文、金文现在都以专门学问名世，不受专门的训练，其研究手段简直无法利用。相对来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利用起来稍易一些，考古资料发表出来，大多进行过“初级加工”，但这些资料星散，须花大气力广泛搜求。总的来说，治上古史本身就难，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

难归难，还得有人做。宋先生做了，并且做得很有成绩。

主要利用地下考古新材料是《夏》的一大特色。因为考古材料是夏商人的直接证据，其它资料的可靠性远不及此。比如宋先生谈夏商婚姻，在材料的取用上就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学著作。一般的社会学论著往往把开化较晚的少数民族的婚姻形态当作活化石看待，以研究古代婚俗，但以现存民族风俗“孑遗”构拟一套方案来充当古货，总难免给人似是而非的感受，人们不能不疑虑这种以后例前的做法的科学性。宋先生研究上古婚姻形态和习俗，则以考古墓葬资料为主要依据，以古文献、民俗学资料作参考。例如，在研究鲧、禹时代的婚制习俗时，指出夏代去原始社会未远，承氏族时期遗风，婚姻犹存过渡阶段多态多姿色彩，却又呈现出阶级社会的鲜明印记。他引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材料说明，氏族组织的固有机制，已因氏族内部出现等级差异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日益松懈瓦解，在婚制方面，也有所体现。该遗址先后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墓葬七百余座，约有87％的狭小墓穴几乎没有什么随葬品，与此不同的是另外的13％的大中型土坑坚穴墓，有的随葬品竟达上百件之多。这批人在生前不仅社会地位“居高不下”，而且享有多妻特权。M2001两侧的中型墓，死者分别是二十五岁和三十至四十岁的女性，从墓位上判断，她们应是大墓墓主的妻妄，一夫多妻而异穴并葬。

我国目前人口压力较大，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龄是男二十二周岁，女二十周岁，上古时代结婚年龄如何呢？宋先生引考古资料说明，古代女子始婚年龄一般在十五岁左右。陕西临潼姜寨仰韶遗址的第三墓区，发现一座M158的母子一次性合葬墓，母亲的年龄为二十左右，孩童年龄六一七岁，可推算出这位母亲的生育年龄在十四岁上下。也就是说，当时女性的始婚年龄一般就在十三岁左右，刚到青春期。考古材料印证了“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的圣王法则不诬。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学界一致推重的研究模式，最近有人把它改造为“三重证据法”。二重也好，三重也罢，着眼点是材料，但在具体研究时，材料再好，终归是材料，衡量史家本领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史家驾驭材料的能力。高明的史家能从各种材料的排比中找出事物的因果关系，从史料中发现前人没有或者是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否则，这些材料只能是有序的或者是无序的断烂朝报。如何排比史料，怎么探求信息，既是研究方法问题，又是研究理论问题。

《夏》是怎么驾驭和探究史料的呢？《夏商人口总数的新考察》一节是一个极好的剖面。

人口史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几年情况稍有好转，但在仅有的几种人口学著作里，关于夏商两代人口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这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直接资料几乎等于零。“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既然如此，宋先生是怎么研究这一问题的呢？他会不会只给读者批发一些人口学概念，或者凭空杜撰一些数字呢？

作者的具体操作程序是这样的：

第一步，确立人口估测标准。这个标准必须是坐实可靠的，否则，以此为经纬编织的网络都将是毫无用处的一堆废墟。作者的估测标准是“以城称人”。这有古文献证据。《尉缭子·兵谈》：“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居民地邑，必相参得也。”《管子·八观》亦云：“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从聚落遗址、房基、灶和墓地等诸考古资料分析，区域的大小与人口结构确有关系。

第二步，求人口密度指数。根据是《战国策·赵策》：“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依古代一尺合零点二三米计算，城垣三百丈的边长折合今六百九十米，则城邑面积有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平方米，城邑人口三千家，其密度指数大体保持在每户占地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作者又以考古学资料相勘，姜寨、夏家店等遗址设防区面积与房屋的平均密度指数正为每座一百六十余平方米。可见“每户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城邑人口平均密度指数，符合中国上古时代实际情况，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得以保持。”

第三步，求出当时城邑人口平均数值。有了人口密度指数，要想得出一城人数，只须弄清此城面积即可。作者根据考古发掘的夏商之际二十七座城邑面积，算出每城人口平均数值为一千五百上下。

第四步，推算夏代人口。一千五百人的城邑人口平均数值，与(帝王世纪》所记夏商之际族落方国平均人口一千三百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淮南子·修务训》云：“(禹)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以此推算，夏初人口应在二百四十至二百七十万之间；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总数应在四百万至四百五十万之间。

每步推算皆据实凭坚，毫无驾空玄想的成分，我们不能不心悦诚服。

作者测算晚商人口的思路是将商王朝分成方国、商王朝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和商王都三大块分别计算。根据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五城面积计算，商代方国邑平均人数二点一万，甲骨文中有载方国五十一个，方伯四十个，由此得出商代方国人口一百九十万左右。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据甲金文记载总数有七百，根据甲骨文中所透露的殷商王朝每向各地进行可任人力的人口清查统计信息(即甲骨文中的登人之数)可知，各地可任人力数以三百至三千为常。另据殷墟墓葬发掘资料考出，五人中出兵员一人，据此推测，晚商地方组织的人口数为八千二百人上下，与甲骨文“以人八千，在驭”的人口资料相合，由此求出晚商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数为“700×8200=575万”。在《夏商王邑人口分析》一节中，以“以城称人”的同样手段算出商王都人数为十四万六千人。三者相加，晚商人口共约七百八十万。

夏初、商初、晚商三个定点人口至此，一一推算出来了，作者进而据《竹书纪年)夏代“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商代“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依据人口学复利公式，计算出夏商时期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一二。作者还提醒读者注意，中国鸦片战争前近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才约每年递增百分之零点一，与夏商人口增长情况几乎相同，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比例。

夏商人口这一难题终于得以科学地解决了。仔细琢磨一下作者的研究手段。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研究时至少采用了传世文献、一般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人口学测算公式诸种手段，将各种方法综合在一起，交叉印证，最后得出可信的夏商人口数值。

在全书的理论构架的设计上，作者将夏商两代社会分剖成许多不同的层面，从各个角度反观当时的社会生活，力求给读者一个立体的、有声有色的夏商社会生活印象。

如作者将夏商社会的人口差异、邑聚差异、等级差异、经济类型差异、消费心理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生活规约差异、精神取向差异、社会心态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习俗好尚差异等等，尽量地作历史横向比较、实事求是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动态静态的研究，力求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对夏商社会生活有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在《求生和冥婚》一节对商代婚制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揭橥了商代权贵多妻制的社会原因是“重国广嗣”，即以多妻的婚姻制度来加强与各种势力的政治联系，而且以细腻的笔触谈到商代冥婚中的一种怪异的文化俗信。大名鼎鼎的武丁之妃妇好，生前是一位统率三军、征战沙场的巾帼英雄，她为商王朝基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就是这样一位商朝功臣，死后却被指定给父乙、祖乙、大甲、成唐做妻子，这些人原应是她的公爹、曾祖和远祖。这在后世看来简直是罪不容诛的乱伦，是荒唐可笑的丑事，但在当时不但社会俗尚容许，而且它还具备借冥婚以收妇心，借冥婚来维系生民异族血亲关系的特殊作用。妇好生前效力于商王朝，死后还要为商族而继续献身。商王朝决不能允许这样一位杰出的女姓在鬼神世界里改嫁到其他部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此看来，冥婚在当时的人的观念里也是一项强邦固本的重要措施。在商代贵族的婚姻中没有伦理，更无所谓爱情。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纽带，这种习俗差异，如果不是甲骨文中有确确实实的记载，后世人恐怕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

《夏》所谈问题多很专深，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很有趣味的话题，譬如，与每位读者密切相关的进食方式问题。

如果以进食方式分类，五十亿地球人大致可以划成三个文化圈。抓食文化圈最大，据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余数由刀叉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平分秋色。中国早在商代就使用筷子，是筷子文化圈的中心毫无问题。但抓食和刀叉人们一般认为和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无关。谁都知道，抓食是印度教、伊斯兰教人们的特有习俗，印度教认为用器具就餐不洁净，伊斯兰教只限于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因为右手最神圣。“刀叉”几乎是西餐的代名词，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使用刀叉进餐同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方人使用筷子一样困难。殊不知，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抓食是我们祖先的主要进食方式。陕西绥德出土的一个铜钺上有一“飧”字，正是二人相对，双膝着地，伸手抓饭的绝妙的漫画。作者说，抓食起自原始时代，商代以后很长时期仍然沿习，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相应的礼节。而早在新石器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已使用餐叉进食。在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曾发掘出骨质、扁平形、三齿的餐叉，汉画像石描绘的进餐图中，也每见餐叉之用。夏代尚未发现使用餐叉的实物，商代肯定是有的，郑州商城遗址曾出骨叉一把。但餐叉之用在商代似乎不是主流，战国是其盛行期，后来渐趋衰微。据说，刀作为餐具在夏商也可能使用过。中国古代进餐方式丰富多样，当今在世界各地仍然袭用的进食方式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它的源头。

秦汉以来的读书人言必称三代，但三代面貌如何，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周代传世文献较多，或可道知一二，对于夏商，一般人可能都会茫然。如果您愿意思接千载，想去铜锈斑驳的夏商时代看个究竟，我向您推荐《夏商社会生活史》，她能带您走进夏商。

(《夏商社会生活史》。宋镇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2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