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承国

载于《宋书·乐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十六卷，属(相和歌辞·相和曲》的《江南》，其词为：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优美动人而又结构奇特的汉代乐府民歌。诗的前两句叙事，随之五用叠句，屡出重言。然复而不厌，而不乱。这被《古诗源》的编选者清人沈德潜叹之为“奇格”。回旋复沓，反复吟咏，令人在句穷篇尽之后，仍然沉浸在余味不尽的诗情画境之中，於文字之外不禁萌生“美目盼兮”。的遐想。中国韵文史上以采莲为母题的诗词曲赋，篇什不下千百，无不以此为“源头活水”。

但是，对《江南》这首明白如话乐府民歌的索解，又是见仁见智，人言言殊。如：

郗昂《乐府解题》云：“江南，古辞。盖美其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

朱止曰：“歌‘江南，美风俗也。王政易行焉。或曰：‘物阜风淫，所以为刺。”

陈太初曰：“刺游荡无节，‘宛丘‘东门之旨也。”

近人罗根泽先生以为是顽童嬉游得意时之自然歌唱。

闻一多先生认为“鱼”和“莲”都是隐语、隐喻。这里是“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男与女戏。”

陈锺凡先生以为此诗前三句是一人独唱，后四句众人之和曲也。

多年以来，文学史专著和对本诗的赏析专文，大都沿用前贤与时彦的论述，或留“美”去“刺”，或就“芳辰丽景”，或就重章叠句加以敷演申说，都有不少精彩文字。但对本诗中所写的“采莲”，究竟是“涉江采芙蓉”还是“采莲南塘秋”，便有些闪烁与模棱了。这是分析诗歌主题的前提。如若落实在采莲花，怕淡化了诗的劳动主题，其实是多虑的。事实上，清人张荫嘉《古诗赏析》在分析本诗时明白指出：“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再者，诗中“莲叶何田田”，大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光在，不似采莲子时秋荷叶枯的景象。《古诗赏析》又指出：“鱼戏莲叶间，更有以比已意，诗旨已尽。”闻一多先生以乐府中惯用的谐音、隐语、隐喻的特殊修辞手法指出是“男与女戏”，实在是触及到诗的旨趣所在了。至于说是顽童嬉游得意时的自然歌唱，恐不尽然。既曰自然歌唱，不必详具五方，曰“间”(中)，曰“东”、曰“西”、曰“南”、曰“北”，如此齐整，其必定是有意安排。更不是头脑冬烘的道学家所谓的刺“游荡无节”，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首诗奇特的结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以为是汉代乐府机构中以音乐歌舞形式再现江南采莲季节里男女嬉戏欢乐时的载歌载舞场景。

《汉书·礼乐志》：“汉高祖既定天下，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唱而歌之。”从高祖以后到惠帝，“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到汉武帝立“乐府”，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招聚幼童与后来的“科班”，性质一样。这是中国音乐歌舞戏曲的萌芽之时的历史剪影。当时在“乐府”中，对音乐曲目十分重视，如“横吹”、“相和”、“清商”之曲，多采民间故事，歌舞相兼。如横吹曲中刘生“洛阳公子行”，相和曲中“王昭君楚纪叹”、“王子乔秋胡行”，清商曲中“子夜”、“莫愁”、“督护歌”、“杨叛儿”之类。《汉书·礼乐志》又记载有：“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有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这与《盐铁论》中“戏倡舞象”是一回事。“象人”据孟康注：“象人，若今戏鱼虾狮子者也。”韦昭注：“著假面者也。”即是戴假面具扮演鸟兽鱼虾的歌舞表演。我们再与相和歌辞来参看，“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沈约《宋书·乐志》：“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也。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凡此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又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调歌词之类是也。”可见“相和歌”概括了汉代各地民间流行歌曲，也有原始民歌，有根据民歌进行加工改编而形成的艺术歌曲，也有从民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大型舞曲歌辞。“江南”既列在相和歌辞内，那么演唱必是“丝竹更相和”与“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执节而歌”前两句，“莲”与“田”相押韵，当是合唱。下面则是表演，音乐为之大作，奏金声如大锣“匡匡”五记，一人或一行人(象人)或饰有鱼面具或手执莲花，出场唱“鱼戏莲叶间”。继而奏之以皮，如鼓类，“冬冬”五记，表演者唱“鱼戏莲叶东”，再继而奏之以金声，如后世之钹，“齐齐”五声，表演者唱“鱼戏莲叶西”。更继而奏之以金声如小锣，“参参”五记，表演者唱“鱼戏莲叶南”。最后继之奏以革声，如后世之单皮“得得”五声，表演者继唱“鱼戏莲叶北”。这五方“鱼莲相戏”，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男与女戏”的歌舞表演，加之金石丝竹的一片宫商，多场面与全方位地酣畅淋漓地把江南采莲季节里欢乐愉悦的情景表演出来，果如此，洋洋乎盈耳该是多么热闹而有趣！

清人方世泰《辍锻录》中云：“诗之天地，广大含宏，包罗万有。持一论以说诗，皆井蛙之见也。”以此鉴我之臆说，证之本文，谅可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