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殿君

宋人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为历代文士所称道。它融记事、状景、抒怀、言志于一炉，表达出一种豁达大度的情愫。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古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胸怀，使全文蕴含的寓意升华至极，只有大手笔方可成此佳构。

这样一篇千古传诵的华章，其写作背景是什么?作者又是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欣然命笔成文的，个中缘由令人费解。滕子京，本名宗谅，子京是他的表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与范仲淹同科举进士，两人的交谊是从“同年”开始的。步入仕途以后，他们还经历过一场政治风浪的考验，此后感情日笃。这场风浪的起因，其动机一半是忠君思想驱使，也不排除政治投机的成分。宋真宗有位刘皇后，初嫁蜀人龚美(即刘美)，后迁居京畿居住。在真宗还是王子时，偶然在庙会上看中龚美之妻，遣人要挟，将此女纳为侧室。真宗继皇位后，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将其立为皇后，史称刘皇后，但其未生子嗣。真宗驾崩，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令其“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是位手握实权、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她前后执掌权柄十一年，使名义上的皇帝宋仁宗奈何她不得。大约是乾兴元年(1022)，年届而立的范仲淹、滕子京等人气血方刚，联络同年刘越等上疏谏，指陈朝政利弊，恳请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幸好文臣武将拥护。刘太后作出让步。还政于仁宗。仁宗亲政后，范仲淹擢升右司谏，滕子京为左司谏。在诸同年聚首饮酒庆贺的时候，他们表示同年间要互相提携，愿“荣辱至期颐”(百年)。

唐宋时代，朋党形成的因素是复杂的，其间君子和小人都结党钻营，而以“同年”聚合则是普遍现象。而宋初名臣柳开曾说：“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亲如兄弟……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由此可见，宋代政治生活中朋党危害十分严重，就是贤者亦难免被卷入宗派活动的恶风浊浪中不可自拔，这是当时的大气候所决定的。

北宋天圣四年(1026)八月，滕子京在泰州地方以副手身份，协助范仲淹修筑捍海堤堰(即后世所说的“范公堤”)。堰成，身为泰州兴化令的范仲淹极力保举，使滕子京由军事推官升为殿中丞(京官)。这时正值西夏赵元吴反叛宋王朝，西北边关吃紧。朝廷遂委任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滕子京也被调到西北边地滏州任太守。在边地兵少，“诸郡震恐”的严峻形势下，他“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等待范仲淹引蕃汉援兵共同击敌。由于部署防务有方，很快使赵元昊罢兵归降。嗣后，朝廷将他从远州太守调升膏腴之地庆州当主官。大约在动身赴任时，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在泽州靡费公钱十六万贯。这么大数额的空亏他虽未人私囊，却用于迎来送往，挥霍亦巧立名目，诸如以旧例犒赉诸部，或间以馈遗于游士故人。当年的州郡治，地处战乱前线，加之兵燹和旱灾连年，可谓民不聊生，路尽饿殍。身为父母官的滕子京本应清廉自律与民休养生息，将库帑钱用于兴农桑方面。但恰恰相反，他以“靖边”为号召，加收徭役钱，增加税赋所得的十六万贯钱全部用于享乐、送礼，可谓卑鄙至极。故梁坚等言官上疏劾奏其劣，引起广泛关注。当朝廷欲派人审问其事的消息被走漏风声后，滕子京恐怕牵连的人太多，采取烧毁帐簿的办法，让人查无实据，无法定罪。他毁掉送礼名单，而收礼者必是达官贵人，其中“同年”中当有人得到好处。而这时的范仲淹已升任参知政事(宋初以资历较浅之官辅助宰相，职同副相)，他上下通融，极力救之，止降一官了事。他这样卖力气袒护滕子京，表面上看是怕累及自身。其一滕的三次擢升被重用，保举人均为范仲淹等昔日同年，假若滕下狱被治罪，言官会弹劾保举人的举人之过。其二滕子京贪污浪费的事从轻发落，其“馈遗游士故人”的银两便没人再追查，同年圈里均可相安无事。需要指明的是范仲淹那时曾是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实为滕子京在州主持边务的顶头上司，这位有贤名的范仲淹因帐簿和礼单被先期烧毁，若说他与滕氏所挥霍掉的十六万贯无瓜葛，怎能服人?所以当从轻处罚的决定一公布，朝中为之哗然，御史中丞王拱辰等论奏不已，指出大事化小是朋党作祟使然，迫于舆情，才又决定其谪守荒凉的岳州。这就是<岳阳楼记>这篇雄文产生前的政治背景。

今人捧读《岳阳楼记》，范公对滕子京的溢美之词是十分明显的。开篇“谪守巴陵郡”这句史笔式的交待，虽然道出这位污吏由州贬来巴陵(岳州)的事实，但用意是为褒奖其能作铺垫。下文的点睛之笔则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给滕鼓气，吃定心丸。至于“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诸语，使人产生错觉，到任刚刚二年的滕太守政绩斐然。竟将远州穷郡治理得富庶起来——这是不容易之事，可滕子京办到了。事实上，当时的岳州还很穷困，加之连年水灾，农业欠收，民食维艰。滕子京上任后，又故伎重演，以装点州境为名大兴土木。他以官府名义回收民间陈年旧债，入库所得近万缗(一千文钱为一缗)，此钱亲自掌管，不立帐目，随意支取，完全是一本糊涂帐，谁能担保他不中饱私囊呢?

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他没有到岳州的机会，而是依图作文。北宋朋党争斗激烈，常引对方小过罗织罪名，排斥异己。在滕子京谪贬巴陵不久，他也被排挤外任邓州太守。当他接到滕子京的来信并一卷《洞庭晚秋图》(作文章的参考图)后，感慨万千，允诺即日命笔，令来使小住莫急返。次日文成，本来是写一篇楼台纪事，却变成一篇游记华章，甚至不乏政论的内涵，令人称奇道绝。尽管如此，熟知此文背景的陈师道(陈与范是同时代人)，在所撰《后山诗话》卷二中云：范公《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日：‘传奇体尔。”又说“属文心机不可昭也!”何谓“传奇”?系指唐代兴起的短篇小说，叙事可以虚构；何谓“心机不可昭也?”大概是说范仲淹写此文时，内心还有什么隐私包藏着，局外人难以揣度。尹师鲁是历史上最早对《岳阳楼记》流露微词的一位。论者以为，像范仲淹这样有贤名且精文墨的官吏，在朋党政治的氛围中生活，结党援引不足为怪，但他竟然违心地作起颂扬文章，不惜浓墨重彩为污吏涂脂抹粉，而文章的底蕴又是忧国忧民之思，捧读联想，反差太大，简直不可思议。

(责任编辑／孙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