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我出生在一个穷山沟。自从7岁那年父母用20个鸡蛋换来一块五毛钱把我送到学校后，我就开始怕老师、恨老师、看见老师绕道走。

尽管总想绕着老师走，但我还是在老师的“压迫”下考取了县重点中学。一纸录取通知单意味着我将到离家30多里地的学校读书，但我没有丝毫的骄傲与自豪，因为通知单上详细地说明着一学期的学杂费等于200斤大米的价钱——三十六元五角。有道是农家的孩子早当家，我悄悄地揣起了通知单。当已是满头花白的父亲问及我考取的是哪所中学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是小学旁的那所村办中学。因为那儿只需8元钱就可以读一学期。

开学了，我揣着父亲赶早市用50斤大米换来的8元钱踏入了村办中学的校门。心里还有一种大丈夫敢作敢为的气概。谁知在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当父亲知道他是那所重点中学的老师时，平时一向温和的他此时却急红了眼，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两声清脆的耳光，接下来便是声泪俱下地骂我“猪”、“畜生”，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一把把我拉到怀里痛哭。然而泪水并不能换来那三十六元五角，父亲只是神情漠然地盯着墙角囤积的几百斤谷种发呆，最后他还是狠心地咬咬牙，找来几条破烂的麻袋，沉重地走向那些他起早贪黑选纯的谷种。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口淌着的血，扑到那堆谷种上。

我知道这是我们家明年的希望，我那时的双眼肯定是血红的，我几乎是连哭带骂地指着那位老师吼道:“我不去你们学校，我家穷，交不起三十六块五，你滚、你滚!”然而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在轻微地摇头、叹息。当他扶起那副眼镜的一刹那，我看见的分明是一双噙满泪水而又真诚的眼睛。他慢慢地走向父亲，扶着父亲的肩膀似是胸有成竹地对父亲说:“大哥，别着急，我们学校有规定，对有困难的同学可以免费就读，如果你信得过我，今天就让孩子和我一块去学校报到吧!”父亲似信非信地看着那位老师，当他从老师的眼中看清那肯定的眼神时，紧紧地拉住老师的手，久久地、久久地说不出话……

就这样我开始进入新的学校读书。在学校里，我这不用交“三十六块五”的优待生，更是受到那位老师、我的班主任李刚明的悉心照料，每逢交资料费、集资费时，李老师总是对我讲，学校对我免费，使我消除了因交不起那些费用的尴尬。

就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县教委总算拨下教育经费了，开始陆续补发几年内拖欠的教职员工工资。一天，校财务主任让我去一下，当我诚惶诚恐地站在财务主任身旁时，主任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张教师工资清算表。我在李刚明老师工资结算表里清楚地看到:扣除代缴周进华同学三年以来的学杂费625元，尚结余……

在那晚组织的毕业晚会上，我仰躺在母校的草坪上，注视着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星，当泪水盈满眼眶时，我发现那颗最亮的星分明就是李刚明老师的心。

当我成为首都的一名武警战士后，将部队发给的津贴大部分存起来，准各攒足了还给我最敬爱的老师，可他却仍写信告诉我，我当初的学杂费全是学校免缴的……

啊!我最敬爱的老师，你为什么至今还在“欺骗”我?

(摘自1995年9月11日《中国包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