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贫　黄耀琴

了不起的汉语拼音方案

现读大三的杨洋出生于1973年8月，两岁时就可以在众人面前朗读整首整首的儿歌，拿着连环画便能上下自行联贯演绎编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说给同龄的小朋友听，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皆叹其聪明。

1978年春天，5岁的杨洋因一次极平常的感冒引发气管炎，在杭州市中医院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后，双耳失聪。经浙江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药物性神经性耳聋，电测听力为110分贝以下，专家这样向杨洋的爸爸黄荣介绍说:“你的女儿听觉传道已坏，声音没有振幅，即使放大也只是一条平线……”

从那时开始，小杨洋的世界便寂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女孩当时还根本不知，失聪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只是瞪着好奇的双眼，看着爸爸、妈妈怎么这么焦虑悲伤，领着她坐汽车、坐火车，这家医院进，那家医院出……

黄荣心忧如焚。

无数个夜晚，他悄然立在女儿的床边凝视着女儿沉湎在睡梦中的那一张憨甜的面容，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如果就这么哑语、手语地下去，女儿的声音可能就此退化。即使将来科技进步了，若声带已退化就再也无回天之力。为寄希望于将来遥不可测的那一天，黄荣一次又一次在心底里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让女儿重新学会说话!

摸索是艰难的，黄荣在前几个月的努力全部宣告无效。

用汉语拼音教杨洋说话!一个学生的拜访无意触动了黄荣的灵机，一个大胆的设想诞生了。

但汉语拼音抽象又纯理论，黄荣教得嗓子哑了，可杨洋还只是望着爸爸目瞪口呆，三个月过去，没有一点进展。

八月末的一天，毫不气馁的黄荣又一次给杨洋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为了力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黄荣在纸上画了一张猪八戒草图当面具戴在自己脸上，又花高价在自由市场买来半只西瓜切成几片。之后，“猪八戒”拿起一片西瓜“啊呜”咬了一口，杨洋也照样“啊呜”咬了一口。黄荣拿开西瓜张大嘴巴“啊呜”叫了一声，杨洋也移开西瓜张大嘴巴“啊呜”叫了一声——这意外的发音顿时使黄荣眼前一亮!女儿能模仿口型发音说明教她说话有门儿了!于是，黄荣指着字母卡片〔a〕张大嘴巴“啊”，杨洋看看字母又看着爸爸的嘴巴，也张大嘴巴“啊”。这样多次反复后杨洋看到拼音字母〔a〕就会张大嘴巴发“啊”音——杨洋终于会读汉语拼音了!听着还不十分清晰但在黄荣耳朵里已成天国飘来的福音时，黄荣抱着女儿团团转、又哭又笑闹了好半天，他庆幸自己走了三个月的弯路终于走直了。

慢慢地，杨洋能看拼音说话了。

接着黄荣又用汉语拼音教会杨洋识汉字，用汉语拼音教会杨洋查字典起初是单纯的词，后来到简单的句子，速度先慢后快，杨洋开始能像正常人一样面对面地“看”话了。“看”不懂时黄荣就用汉语拼音作媒介，这种特殊的媒介一直贯穿杨洋的整个学习生涯。一个词一个词地“看”，一个唇位一个唇位地说……

1334个音节!1334个不同的唇位!并且译出这1334个音节派生出的近万个常用词!杨洋的脑袋就是这样一部活电脑，“死记硬背”在这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褒奖与最好的诠释。

黄荣用了不起的汉语拼音教聋人说话“看”话的奇迹也是语言教学上一个零的突破，它填补了自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以来用汉语拼音教聋人说话的空白，这是当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始料不及的!它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贡献亦将是难以估量的。

曲折的求学之路

5岁的杨洋要上学了，当时黄荣最强烈的愿望是让杨洋进入普通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学习。

于是黄荣牵着杨洋去了一所又一所学校，最后他们来到了杭州武林桥小学就读。

事隔多年以后，杨洋说:“学校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一种紧张的学习气氛。”她所需要的气氛就是同龄人之间的比学赶帮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压力。杨洋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杨洋明白，对于“听”课效率几乎为零的她，除了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教师上课外，除了继续走三年来学习汉语拼音所摸索出来的自学之路外，还能有什么比保留学籍拥有一个健康人的入学资格来得更重要呢(杨洋随时有被退学的可能)?

那时，杨洋每天放学回家首先要做的是请同学上她家玩，端出妈妈为他们准备好的茶水点心扑克象棋小人书，然后在同学的游戏中她开始抄题目，弥补“听”力不足而漏记教师布置的回家作业之缺陷。同学们玩够了，她的作业也做好了。晚饭后是杨洋的自学时间，预习第二天的内容，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这几乎已成了杨洋的必修课。

进初中时杨洋遇到了更大的阻力，杨洋又一次面临着是保留还是取消学籍的难题。杨洋的妈妈不得不再一次流着泪去求情:“你们就比如养鸡养鸭多养了一只，千万让她留在学校里。”

经过这一次波折，杨洋学习更刻苦了，她以超人的毅力走完初中三年，并以总分566分考进杭州第十四中学，从而成为该中学8个考进重点中学的同学之一，且以高出该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106分的佳绩进入该校重点班，并始终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该重点班的前3名。

那段日子是艰难的，很多时候杨洋都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譬如偶尔翻到一本旧的病历卡，她就会想到小时候在咳嗽的间隙苦练汉语拼音而落下哮喘，在医院里边挂盐水边做作业的情景……譬如隔壁放暑假的大学生凌建来串门，她就会想起自己玩命辨英语口型而把这位陪练的小伙子示范得脖子上青筋一棱一棱的日子……这些都使她有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想发作。而那时她就会骑上自行车出去兜风，仿佛烦恼会随风而去；或者在家里大声唱歌，让忧郁随她那不成调的自我哼唱而消逝……

杨洋高二时，校方专门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学雷锋学赖宁学杨洋”的热潮。杨洋的事迹被陈列在学校的橱窗内，杨洋的爸爸被请到那次专为宣传学习杨洋而召开的全校家长会上作经验介绍。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上大学毕竟不是个人的事，这种社会化了的元素，除了录取分数线外还包括一些条文简章，它常常会使一种勤奋陷入绝望的境地。1992年之夏对杨洋就是如此，因为招生简章上写得很清楚，国家教委明文规定不收双聋学生。

徐小棣，杨洋的班主任，这位心地善良的教师在高考前几个月就一直在琢磨怎么帮助杨洋过关。她执着地认为“这么好的孩子应该给她机会。”于是在上线后体检听力时，她专门安排两名学生站在测试人员的附近听发音然后向另一边的杨洋报口型，这样杨洋很顺利地便通过了听力测试。当她满脸笑意地走出来时，全班的同学都捏紧拳头向杨洋示意，表示祝贺。

体检作弊很快便被察觉。招生办不顾杨洋父母的苦苦哀求，坚决取消了杨洋的入学资格。

而对于杨洋所报考的杭州大学而言，是否破格录取一个双耳失聪的学生所采取的态度一直是慎重的。

1992年8月19日晚，杭大专程通知杨洋去屏风山面试。面对30多位杭大教师，由于心情紧张，口型生疏，以至于对一个教师简单地提问“X2=4，X=?”口型辨了三次才辨了出来，回答“X=2”，结果60%的教师认为杨洋不能上大学。

面对这一结果，站在现场的杨洋，这个从小文静而腼腆的女孩突然发怒，如火山爆发一样发作了，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嚷道:“我虽然双耳失聪，可这不是我的罪过1我也是一个人，我也要生存，也要上大学!”说罢把手上的个人资料往地上狠狠一摔就冲了出去，捂着脸跑下了山。

众教师们面面相觑。

事情报到上级有关单位，浙江省委副书记许行贯这样签阅:“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应该让杨洋入学。”

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亦专门就此事批示:“既然有一个杨洋克服阻碍冲出来了，就一定要为她提供享有健全人生活的全部条件，包括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基本人权。”

1992年9月20日杨洋终于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杭州大学。

我的大学

杨洋作为我国普通高校第一位“特殊”大学生是值得骄傲的，她实现了我国聋人不能进入普通高校就读的零的突破。“然而那时的大学不是我的。”杨洋这样说是因为那时在新的环境里她还没站住脚。但她很快便用自己的真诚换来了同学们的情谊，克服了种种困难。清晨，住校的杨洋会被同寝室的同学推醒，因为起床的铃声早已响过；早饭过后，杨洋又被同学贾海燕领着去上课，因为大学的教室不固定而教师的话杨洋又没“听”见；上课了邻座的同学拍拍杨洋的手让她起立，因为不熟悉学生的教师正在点名……

同学的帮助杨洋牢记在心，杨洋为同学的服务却不胜枚举。寝室的卫生杨洋几乎包干了，早晚打水杨洋又抢在头里，爸妈送来的好菜和同学们共产。而且杨洋只要知道哪个同学生病了，她就一定要去探望，还会让做医生的妈妈配上好药送去。结果杨洋的真诚赢得了同学们对她更多的关怀，同学们把大教室中间的位置“抢”来让她坐，以便看清教授的口型。

杨洋自豪地把杭州大学称为“我的大学”是在第一次期中考以后，她又一次以自己的实力确立了在同学中的地位，打消了英语教师对她能否学好英语的顾虑。大二以后，她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最值得一提的是，杨洋在二年级时居然一次性通过了英语四级考。“那是在扣除了20分的听力分数的情况下，耳朵全聋的杨洋创造的奇迹。”英语教师如是说。而兴奋不已的校长则亲自拎着话筒用颤抖的声音把这个喜讯通过声波传给杨洋的爸爸再传给杨洋。而杨洋更不会忘记她人生路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1994年8月20日。(注:通不过英语四级考则拿不到学位证书)。

杨洋以主人翁的姿态活跃在大学校园里。在一年级数学系团委民主评选团干部时，一直只担任过数学课代表的杨洋决定去参加竞选，锻炼自己，最终在二分之一的差额选举中杨洋成为杭大数学系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当干部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杨洋社会工作忙了，意外之事难免打乱她有序的生活，然而杨洋应付得很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杨洋因团委临时开会而不能如约回家吃晚饭。怎么办?以前杨洋有事都是请同学帮忙打电话，这次来不及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情急之下杨洋决定一个人试一试。5点钟杨洋的父亲已在家，便拎起听筒拨完号码等一会儿，估计铃声响过两遍父亲也从厨房过来接电话时，就对着话筒说:“爸爸我今天晚上要开会，回来要晚一点。”过了会儿她又对着话筒说:“会开好后我回家吃晚饭，要六点钟才能回家。”仿佛她知道父亲会问:“什么时候回来?晚饭回来吃吗?”且前后两次说话的时间空隙都算得非常准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杨洋是正常人。父亲则为杨洋的成熟而由衷地高兴:大学这座熔炉锤炼了杨洋。

而杨洋擦黑板的事也在大学教师中传为美谈。原来如今的大学校园擦黑板之类的小事，犹如和尚与水的故事，娇贵的天之骄子们因满教室人才济济而无人问津。为人师表的教师们便只有自己动手，不管年老的年轻的一律遵守着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久之便成了大学校园里一道见怪不怪的独特风景。杨洋看不惯，每次上课前她总要将黑板擦干净。踮脚尖还够不到黑板的上端，瘦小的身躯仍在竭立向上伸，人高马大的男生不好意思，延续多年的教授擦黑板的怪现象才有了改观。后来教师们只要看到教室的黑板是干净的，就知道那天一定有个叫杨洋的女生在那里上课，于是那天教授讲课时的普通话就特别标准……

杨洋入党了。1995年5月3日，杨洋终生难忘的日子。杨洋不会忘记，那天校长、校党委书记亲自出席了她的入党宣誓仪式。鲜红的党旗下，杨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摄像机录下了这个极其珍贵的镜头，然而杨洋只把她看作是万里长征的新起点。她决心要把她的这一生，献给残疾人事业，献给给予她茁壮成长的博大厚爱的世界。

整整18年过去了!杨洋没有过寒暑假，没有过休息天。在赢得学科高分的同时，她亦赢得了大量的荣誉:连续5年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获省首届十佳中学生和省文明中学生，3年蝉联杭州大学优秀团员和三好学生，1994年又被评为浙江省十佳残疾青年，她还是93年和94年度浙江省残疾大学生自强奖奖金一等奖得主……是啊，杨洋何其不幸，杨洋又何其幸运。作为残疾人她没有在残疾人的世界里生活过一天，她以其自身的努力不仅改变了生活的轨迹，而且改变了生活的某种实质。正如其父亲黄荣写在她日记扉页上的座右铭:残疾人只要自强不息，每件事都十分认真去做，或许能得到比正常人更多的尊敬。

衷心祝福你，杨洋!

(陈明、刘晚来、赵奇摘编自1995年9月16日《信息大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