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湖北仙桃市，在规模宏大的东方娱乐城这座大型迷宫里，副总经理方爱华接受了记者余爱明的采访。这位拥有数千万资产，不足30岁的老板娘，几乎用抒情的语调讲述了她与丈夫的风雨人生。

我铁了心和一个穷小子结了婚

我的丈夫苏涛，29岁，1994年被评为荆州十大杰出青年。他投资700多万兴建的东方娱乐城占地上万平方米，8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汇集麾下。苏涛总经理兼团支书，称得上是全国团干部的首富。

我们恋爱那会儿，苏涛跟我比可差一大截。我，城市干部子女；他呢，乡里娃儿，工厂临时工。但是苏涛特胆大，挺机灵，像老公安盯梢一样盯上了我，常会冒雨走几里路来我家，却不敢进家门，隔窗相望。

我喜欢他那股子凛然犟劲。这大概是志气吧。他做事本份，待人诚恳，绝不是那类花拳绣腿的小生。虽然衣服穿得差一点，但遮不住那份帅劲。可我父母却向我亮了红灯:“终身大事，不能儿戏，一个农村伢子，没城里户口，没正式工作，将来你靠谁?”

靠谁?难道女人就非得靠男人才能生活，难道女人就不能帮男人成家立业?

我去他农村的家看看，一看还真把我吓懵了:一间东倒西歪的破房子，父亲老了，母亲病着，弟妹一大串。我犹豫了。

记得那一天下午，濛濛细雨。苏涛躲在我家院外大树下痴痴地瞧着我的窗户，当时我的泪刷地下来了，心里好难受好动情。是呵，金子银子堆到我的脖颈，能买到这一片真心和痴情吗?

顶着父母和世俗的压力，我奋力喊一声:苏涛，我们结婚!让生米煮成熟饭。

这一声如惊雷，苏涛几乎是踉踉跄跄地冲上来，不由分说搂过我泪水长流。那是一个怎样的婚礼呵，没有嫁妆，没有鞭炮，我们用朋友借给的400元钱，买了点日常用品，做了几碗小菜，在租借的小屋里喝了交杯酒。

捡白菜的窘境逼着他去闯海南

那时，我们真穷，两人工资不足120元，先要挤一部分寄给他家，再一部分还结婚时的欠债，留家用的微乎其微。但我坦然而宁静:人生一场，如果穷没了爱情，嫁个百万富翁又有什么快乐呢?

我们每天只能买一点白菜萝卜，但吃起来却有滋有味。有时实在没钱买菜了，我就捡点别人扔掉的白菜叶子。夜深人静，苏涛对我说:“华，都怨我不好。哪一天我苏涛发了财，一定让你吃遍天下菜，行不?”我笑了又哭了。

有一天，苏涛的朋友来家玩，快吃晚饭时我们一直陪着喝白开水。缸里剩一点米，橱里半碗腌萝卜、一个蛋，一根面条也没有，我们拿什么招待朋友呢?

晚上，苏涛失眠了，急得捶头落泪，怎么办?就这么长期捡别人扔了的白菜叶子吃么?我劝告苏涛:“人家都说南方有工做，到外面闯闯行不?”苏涛一听直摇头:“那怎么行呢?你已经有身孕了，我怎能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呢。再说，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有年幼的弟妹，都需要人照顾。”“家里有我撑着，我方爱华不会让你失望的。”

1988年，恰巧单位派苏涛出差到海南。让苏涛大开眼界。一回仙桃，苏涛立即决定辞职闯海南。当时，全家人都担心他钱没捞着反而丢了饭碗，唯独我坚决投了赞成票。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冒风险就永远受苦。

那个秋日，我送苏涛到武汉乘火车，雨天的站台上，我把头紧紧地靠在他肩上，默默无言。火车启动了，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我默默祈祷着:流吧，流吧，让这眼泪把我们的穷日子从此冲走吧。

青天不知明月事相思已越万重山

苏涛走了，整个房间仿佛黯然失色。我对自己说:方爱华，轮到你来撑着这个家了，这里已没有男人的臂弯!

想不到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娇小姐，还当真挽紧头发扎紧腰，当起了苏家的顶梁柱。苏涛的家离城里不远，我索性搬过去住。照顾老人、做饭、洗衣、喂猪、下田干活。为了贴补家用，我还种了一块菜园。村里的老少们都说我像个农村妞。

为了供苏涛的弟妹上学，我每个月从微薄的工资中分出一半来为他们交学费。钱不够，就再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我一直记着苏涛临行前的嘱咐: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辍学的命运再落在弟妹们身上。

苏涛刚走的那几个月，每当我陷入困境，就会想起他。他走时，只带了100元钱和一套换洗的衣服，也许此时口袋里早就没有了分文，正在海边的哪棵椰树下吹着海风啃方便面；夜晚露宿街头，白天一家家求职去面对冷眼和傲气。我感到正和他同行在海南，夫妻俩正在与所有的苦痛搏斗着。在我望眼欲穿的时候，苏涛终于来信了，说他正日夜猛干，为一个泰国老板筹办一家明月歌舞楼。他太想家了，担心父母生病，担心弟妹不听话，更担心我的分娩。他还说，一定赶回家过年。我马上给他回了信，信里我千叮万嘱，说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过年，要抓住机遇，争取明月歌舞楼早日开业，争取跟泰国老板协商搞承包；又千保证万保证，家中的一切有我方爱华撑着。

大年初一，大清早我就起来了，站在家门口，遥望南方，默默地祝福:“涛，祝你事业成功，新年平安!”回到屋里，我的肚子一阵紧一阵地痛起来。婆婆赶紧叫家里人准备送我到医院。我怕家里没钱，只叫他们快去请村里的接生婆。谁知事不凑巧，村里唯一的接生婆竟被别家先一步接走了。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哭着呼号:“涛，你这坏家伙!你好狠心!你在哪里?”幸亏最后找来了一个医生。要不然，东方娱乐城的这个老板娘就要归别人来做了。

也就是我的小宝贝降生不久，苏涛在海南的明月歌舞楼便正式开业了。我想起了那句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于是，给孩子取名叫“明月”。

苏涛到海南这一闯，真闯出点名堂。他脑子灵，招式多，又吃得大苦，下得深水。很快就被泰国老板委以重任，后又受聘承包了明月楼歌舞厅，每月向公司上交纯利5.8万元，那一年，他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了8个月，又净赚了80万元。他所承包的明月楼迅速成为海口市的一轮小明月。后来，泰国老板因国际业务的发展需要离开海口，苏涛把这个信息电传给我，我当即回复五个字:“买下明月楼。”在朋友们资助下，他以110万元买下了明月楼歌舞厅。至此他在海口市已由一名冒险的打工仔，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特区老板。

然而，灾祸天降。苏涛踌躇满志地成为明月楼老板的四个月之后，几根短路的电线引发了明月楼歌舞厅一场火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7万元。那时，他手头只有3万元现金，要想拿出一大笔钱来重新修整明月楼，谈何容易。一些好心的朋友劝他:发财和破产都可能在一夜之间，不如卖掉明月楼，带上100万撤退回家过安稳日子。

那一天，我刚从幼儿园接孩子回家，就接到他说要打马回程的电话，我忍不住在电话里发起脾气来:“苏涛，你听着，家里都好，鬼都不想你。一把火就把你烧蔫了，你算什么舅子汉!把当年捡白菜叶子吃的‘熬劲拿出来，把当年找我的‘追劲拿出来，不仅要恢复明月楼，还要把生意做大点，做活点。你现在回来，我和儿子不见你!”我这边一声喝，他那边“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相信九磨十难不会把丈夫磨成一个爱情叛徒

1990年春节，苏涛再次从海南打来长途，只有一句话:明月楼又开业了。我说:我再等你的好消息!第二年，苏涛在生意场上滚打得更精明了。他四面出击，八方撒网，以明月楼为依托，炒股，炒房地产，并开始了与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边贸合作，主营橡胶。同时还兴办了养殖场等实业。这一年，苏涛大吉大利，我也是大欢大喜。明月楼的一把火烧懵了苏涛，而我的这一把火，可把苏涛烧醒了，烧发了!一个男人，就好比一块木柴，有人常常给他在旁边添把火，他就会烧得更旺。

4年苦熬、拼闯，苏涛在海南名声响了，已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成了一个在国际经济大流通中应付自如的现代商人。但他乡下小子的那份朴素没有变。他一直与职员同吃同住，没有请保姆，没有雇保镖，连进餐也还是一菜一汤，也不抽烟喝酒，更不去玩女人。我后来知道，在明月楼，不少打工妹都很喜欢他，暗恋着他。一位给他当秘书的北方女大学生，对他特别钟情。一天晚上，那个女大学生悄悄地来到了经理办公室，轻轻伏在他的背上，温柔地说:“苏老板，你好帅好帅哟，喜欢我吗?”可我的苏涛还真不赖，他在美色面前没有动心啊!据苏涛口供，他稍微走点神，野点儿心，就会立刻想起我。想起我和他的苦恋、穷婚与惜别，想起我大年初一的那一声呼喊，想起我千里长途的那声大喝，他说他不敢也不忍那样背叛我。这话我信，我不是信他，是自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不会操心劳碌九磨十难地把自己的丈夫设计为一个爱情的叛徒!

他在故乡和妻子的怀抱里又建起丰碑

正当他红火的时候，却有人暗地里使绊子，有人说他苛刻，还有同行同事在背后捣他的鬼。此时的苏涛，在海口的一片繁华中，在明月楼的欢歌笑语声里，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到了1993年，海口的歌舞厅已发展到满城皆是，炒股、炒房地产的人们已经由狂热骤然降温，他开始品尝到了南国生意的艰难。他思乡的情结更浓更重了。

他来了一封长长的信，缠绵而浓烈地倾诉他的思念、他的困惑。我读着信，也抑制不住眼泪，我拨通了他的电话，我把儿子抱到电话机前，儿子大喊:“爸爸，我要你抱我!”儿子这一声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深情地呼唤:“涛，回来吧，我想你!”

不过，我并不是小孩子感情用事，因为我还看到了另一面:我们家乡近几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早已了解到市政府决定南迁并计划在原址兴建江汉平原规模最大的商业城的信息。苏涛此时回来，正是大好时机。

1993年春节前夕，整个城市沉浸在春天即将到来的热烘烘的氛围中。明月的父亲、我的苏涛终于在4年后回到故乡和我的怀抱。

我们迅速在家乡成就了事业，苏涛拿出700万兴建了东方娱乐城，决心使它成为湖北乃至全国闻名的娱乐城。每当夜色临近，娱乐城沐浴在一片辉煌之中，我总是凝望着它。我想，这也应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丰碑，一个把男人塑造成千万富翁的证明!

(廖金英、董抗建摘编自《深圳青年》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