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男

设使一位当今考古学者见告：他慧眼独具，在行色匆匆的都市发现了又一个“庄子”，我对这个活着的“庄子”是表示哪种心情更为恰切呢？早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欣然命笔”道：“六亿神州尽舜尧”，那数目又何止一个，气魄已宏大在先了。

我不禁自问，我们赞词中为何有那么多的“当代的李白”、“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用语(杜甫夸李白也将之比作古人，好像说李白是庾信、鲍照这两位不世之人的再生)。连西方的某些文化人都不能免俗，记得在一九九一年，他们面对剪纸作品说吕胜中是“中国的马蒂斯”(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先生将之称作“马踢死”，他们就不知道了)。这个逻辑一旦确立，中国也就应有尽有了外国应有尽有的名人，今天也就应有尽有了古代应有尽有的成绩。

要想使这套说法更为丰富，是不是也该增加点逆向的语式，诸如——英国的曹雪芹啦、唐代的汪国真啦、纽约的王府井啦、肯德基家乡鸡店里的贾桂啦(他还是那句老话：“站惯了，不想坐。”)、天堂与地狱之际的孔孟之道啦、阿根廷的国安队啦……不一而足。当然，上述逻辑就是“隔代双胞胎”与“隔界双胞胎”的再生之父母。

中国的福科也好，当代的庄子也罢，即便承蒙高邀并有幸与之闲谈，他们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更新的思想呢？同样，中国的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当代的董其昌，会给我们更新的激情吗？中国的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和当代的李贽，会给我们提出更有趣的问题吗？中国的阿道尔流或当代的寒山，有助于我们的思想创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