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农

自从十九世纪初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以来，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基本上是由西方人从自己利益和信仰的角度来决定的。在殖民地扩张的高峰时期，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崇拜至极，到了妄自尊大的地步。十九世纪的中国恰恰处于她朝代衰落的阶段，困难重重，适足以给西方人充分的机会进行无情的攻讦。何物不能抨击，何事不能嘲讽。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无所谓对错，只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训导和严厉惩诫。如此而形成了西方人的自尊心态，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偏见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定型，深入人心，至今牢不可破。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美国学者把西方上个世纪的中国观概括为“蔑视的时代”(The Age of Contempt，Harold Isaacs，Scrathes onOurMinds，1958)。

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国通仍然对过去的历史持肯定态度，表现在StevenMosher的书中(China Misperceived，1990)，着重强调中国内部的矛盾和文化的困境，而夸大西方以往作用的积极意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已经基本归纳了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近代史的看法，特别是在中西交汇初期时的印象。中国学者对这种强性侵入和偏见造成的趋势的抗议微乎其微，大多数则迫于西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优势地位，埋头于对自己的文化政治弊病恭自反省，对西方设置的评价标准唯谨唯从，以符合或基本符合为是否达到真理境界的测度尺寸。即使在今日中国初现复兴希望之时，这种以西方标准量度中国现实的传统思路和心态依然长守不坠，更何谈对以往的历史作一公正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