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

《读书》杂志今年第一期刊出朱学勤先生的文章：《让人为难的罗素》，论及“好人政府”的话题，这一话题似应多说几句。

“好人政府”的主张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以宣言形式提出来的，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人中，大多数是在欧美和日本留过学的。现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的教育，使他们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和领袖，但是在政治方面，他们却显得书生气十足和过于依赖理论所提供的支持了。

“好人政府”的主张，实际上并未能超出中国社会政治的“人治”传统，这种传统是与“贤人政治”相互协调的。它们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了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思想深处都有着传统的影响。同时，儒家所鼓吹的“贤人政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保守性，这种只把目光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和具体问题上的做法，同样也影响了“好人政府”主张者们的政治行为。胡适、丁文江等人也了解西方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仅仅把“法治”当作工具或口号，而把注意力依然放在“好人”身上。他们寻求政治上、军事上的“实力派”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靠山，所以对军阀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们不难看出，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传统的运行机制中兜圈子。

丁文江认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责任的能力。……